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蝙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蝙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蝙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蝙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蝙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蝙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蝙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蝙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蝙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
《九歌·大司命》是屈原的所做的祭大司命之神的歌舞辞，是组曲《九歌》中的一篇，是《九歌·少司命》的姊妹篇。大司命是先秦时代中国传说中的神，是掌管人的寿夭之神。其中大司命的主巫的唱辞，既有他的自述，也有他对少司命的唱辞。通过这些唱辞，描绘出了大司命威严、神秘、忠于职守、 督察人的善恶、握有生杀大权的形象。形神毕肖，准确的写出了大司命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或作者屈原对生与死、个人的生死命运与其善恶修为关系的认识及对大司命神的敬畏之情。折疏麻兮瑶华之后则是少司命的唱词，大司命与少司命的形象在篇中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主死 的大司命威严、神秘、令人敬畏；主生的少司命亲切、爱人、令人爱戴。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谏雨兮洒尘。”这是大司命的唱词，这两句是说，大开天门，我驾起滚滚的乌云，令旋风为我开路，令暴雨为我洒尘。这里写大司命的上场，从开天门的叙述里，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天神地位，从以黑云为乘，令旋风为先驱和暴雨洒尘的清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权威，他的威严，他的冷酷和可怖。吉神降临往往有祥云为伴，有满堂的芳香，凶神的降临往往伴有黑云、狂风和暴雨。死对常人来讲是可怕的，而掌管人寿命的大司命在人心目中自然也是可怕的凶神。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这两句是说你从天上盘旋而下，我则跨越空桑山与你相随通行。大司命是受了迎神女巫的礼祭从天而降的。而迎神女巫的追求则是出于对大司命的爱恋。先民的娱神的目的往往是通过男女情事来达到的，这一手段同样适用于人对大司命神的祭祀。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纷扰扰的九州众生，为何其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中？面对迎神女巫的追求，大司命高傲地亮明自己的权威与身份，带有自我炫耀的成分一一这或许就是人神离别的根本原因。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高高地飞呀缓缓地飞，乘着天地间的正气，驾驭着阴阳二气的变化。我与您并驾齐驱，引导您到九冈山去。她顺承大司命自炫的心理，一方面赞项了神的功德无量，一方面表现了对神的虔诚恭谨。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我穿的神衣随风轻轻飘舞，我佩戴着长长的玉饰。我时隐时现、变化无常，我的所作所为，平凡人都莫知其详。这里仍是大司命夸耀其衣饰华美、神力非常的目炫之辞。至此，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神秘莫测的大司命形象已塑造完成。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谓采摘美丽如玉的花朵，将把它送给即将离别远去的大司命。人已经渐渐地进入老境，若不多加亲近，就会变得更加疏远。它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崇敬、依恋，也表现了因年纪既老而情意愈疏的悲伤，流露了冀幸延年的情绪。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说：“神以巡览而至，知其不可久留，故自言折其麻华，将以备别后之遗。以其年已老，不及时与神相近，恐死期将及，而益以琉阔也。盖诉而寓祈之意。”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乘龙兮磷磷，高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这仍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大司命驾着滚滚的龙车离去，他高飞远举，直冲云天。我手持编好的桂枝久立凝望，越是想念他啊越是忧愁悲伤。上四句从抒清主体的角度，言因感于老境渐至却不能愈力睐近而有折疏麻以挽留之举，重点抒写了迎神女巫的复杂情感；而此四句则从另一角度，写大司命全然不顾迎神女巫的挽留，乘龙冲天而去，既表现了大司命的冷酷无情，又表现了迎神女巫的痴情与忧愁。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这仍是迎神女的唱辞。谓神已离去使人忧愁，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愿自今而后事神之心不减。本来人的寿夭是有定数的，难道是由人神的离合可以改变的么？这是神去之后迎神女巫的自我宽解之辞：既然人的命运由天而定，又何必苦苦追求，又何必因与神的离合而徒增忧伤呢？从表面来看，作品以这样的口吻作结，显示了迎神女巫对生死寿夭的达观态度，展示了她既现实又乐观的性格。但仔细品味，其中却充满了追求不得的失落和惘怅，流露出对人生命运的无可奈何。
作品以对话和独白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大司命和迎神女巫（追求者）的形象。在大司命与迎神女巫的对话中，重点突出了大司命冷酷无情、自命不凡、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均自大司命口中说出，又带有明显的自炫性质。同时，在对话中还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虔敬与崇拜，表现了互目寸神的热爱与追求。但二者的对话却有异乎寻常的特点：它不是承前启后的相互对答，而是大司命一方只顾炫耀自己的威灵和神秘，迎神女巫乘势表述自己对他的爱慕与追求，反映出地位尊卑的殊异。而这样的对话形式，更有利于对大司命性格的塑造。在迎神女巫的独白中，则主要突出了迎神女巫的痴情和惆怅，表现了她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而这种种情感均以独白的方式说出，更加重了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乎引唐色彩，将一个“终被无情弃”的女子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哀怨动人。
作品寄慨遥深，富有寄托。先民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既观照了草木的零落，也观照了自我的衰亡。他们将自己生死无常、寿夭不齐的抽象思考，塑造成为具体可感的大司命神的形象，并在迎神、送神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长生不老的愿望。这就是民间《九歌·大司命》的原始意图。当诗人屈原利用这一形式抒发情感的时候，他则在人神离合的情节中，寄寓了自己君臣离合变化的情思和希冀，以及追求不得的失落与惆怅。而其中“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与《离骚》中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情感何其相似！“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意味又复相同；“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与“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同是遇合难成的牢骚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