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36年（宋高宗绍兴六年）旧历二月，陈与义寓居苕溪畔的青镇，怀念对岸的两位朋友天经和智老，因而写下这首诗。
作品的开篇写时间变化，一夜之间，春水已涨，尽向东流，顿生怀友、访友之意。但笔意至此，先出一折，从自己写起。安于贫贱，甘于淡泊，在吟诗作赋的生涯中，看到杏花春雨又送来一个春天，心中充满了顺适之感。自己如此，友人也是一样。所以下面写到禅伯之多病，儒先之固穷。实则写己即写友，写友即写己，二者交相为用，互为生发，以见出心灵的相契，见出溪涨思友的心理依据。有了前面的铺垫，末二句就顺理成章地踏上了访友的路途。至于见到友人后的情形，却全都忽略了，留给读者自己去想像。但作者另有一诗题为《与智老天经夜坐》：“残年不复徙他邦，长与两禅同夜釭。坐到更深都寂寂，雪花无数落天窗。”其中对雨夜谈禅的描写，正可与此诗互相补充。
“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陈与义的名句，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激赏。这一联写诗人观赏杏花，以诗自娱，以自然清新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平淡闲适之情，却并未道出诗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就对仗来说，此联除了“里”、“中”外，其余都不算工对，但也正因为如此，反映了作者在古典诗歌的对仗艺术上所作的探索，因而曾被魏庆之的《诗人玉屑》列为“宋朝警句”。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十六中对此作了分析：“以客子对杏花，以雨声对诗卷，一我一物，一景一情，变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鬓改，但愧菊花开’，贾岛‘身事岂能遂，兰花又已开’，翻窠换臼，至简斋而益奇也。”对仗要求和谐工稳，是六朝以来的总体趋势；但至唐代发展到极致以后，一些有创造性的诗人如杜甫、韩愈等又致力于打破已成模式化的对仗方式，力图求新求变，突破这种工稳，以求得在不平衡中的平衡。到了宋人手里，就更是有意识地忽略字面上的工稳，而着重于两句之间的内在联系。陈与义的这一联，上句写客中吟咏送日的宁静、淡泊，下联写一个清丽的境界，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至于两句之间在字面上是否的对，倒没有特别注意。从这个角度看，这联诗也反映了宋人对唐诗的发展。
“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岩峦行穹跨，峰嶂亦冥密。”李白以夸张的手法渲染黄鹤山的雄伟气势。开头先写山的高大：“东望黄鹤山，雄雄半空出”，“雄雄”二字，极力形容黄鹤山的威势，只见整座山峰，凌空而上，直插云天。接二句又从侧面加以烘托，“四面生白云，中峰倚红日。”远看去，朵朵白云似乎从山的四周升腾而起，一轮红日仿佛就跟山中的高峰相互依偶着。波浪般起伏、参差不齐的山峦，一排排凌空横跨，宽阔无边；高高耸起的、屏障一般的山蜂，稠密而又显得幽深昏暗。
前六句诗句，全由首句“东望”二字引出，其中有上望、纵望、侧望、环望。整个黄鹤山几乎全被诗人望遍了。可以看出，这首诗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
“颇闻列仙人，于此学飞术”，正如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暗寓李白心峦往之，因此山曾有仙人居住过。“一朝峦蓬海，千载空石室”，人去楼空，仙去室寂。如今山上只剩下仙人当年炼丹的石室了。“金灶生烟埃，玉潭秘清谧”，炼丹的“金灶”，已满是烟尘和埃垢；注满玉液之潭，如今已一无所有；整个黄鹤山似乎都被一种清幽寂静的静的气氛所笼罩，一切是那样的神秘。“地古遗草木，庭寒老芝术。”一片荒凉冷寂的画面展现于读者面前：古老的荒地，草木丛生；庭园里，灵芝之类的药草，已经苍老枯萎。
从“颇闻列仙人”至“庭寒老芝术”是第二段，共八句。诗人扣紧有关黄鹤山的传说，描绘仙人飞升后的荒凉景象。写法仍从“望”字入笔，但却已经杂入许多虚无的幻想，浓化了全诗的气氛。
从“蹇予羡攀跻”至篇终是第三段。这一段写由黄鹤山的奇伟和有关仙人的传说所引起的峦往之情。“蹇予羡攀跻，因欲保闲逸”两句，毫无隐讳地抒写自己的仰慕与欣羡，诗人很愿攀援而上。诗人之所以产生这种感情，原因在于“保闲逸”，亦即保持平静的心理状态，过着闲逸的生活。“观奇遍诸岳，兹岭不可匹”两句，与一、二两段相呼应，说明，尽管诗人走遍了五岳名山，但黄鹤山却是无与伦比、无可匹敌的。
总体来说，此诗经过实际的比较，诗人终于决定把黄鹤山做为自己感情寄托之所在，从此永远结束作客他乡，寄人篱下的生活：“结心寄青松，永悟客情毕。”这里的“青松”代指黄鹤山，同时也象征看诗人坚韧不拔、冬夏常青的性格。“悟”，觉悟，醒悟。“客情”，暗指客居他乡的思想情感，也包括了诗人奔波流浪，怀才不遇的一生。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红梅傲然挺立的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
首联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红梅迟开的原因。诗人抓住红梅不畏严寒，在百花过后的冬季才开放这一特点，把红梅比拟为一位内心世界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美人，它迟迟开放的原因，是因为”怕愁贪睡”，它为什么而怕愁贪睡呢？是因为担心自己象冰一样晶莹美丽的容貌，会不合世俗的时尚，因而以致于而怕愁贪睡;因此它想用贪睡来摆脱忧愁，所以才不与其它百花一样同时开放，而是”独开迟”。因为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地独自开放，这都是因为担心自己玉洁冰清的美丽容貌会不合时宜的缘故啊。
颔联则是说在诗人心中，梅一般是玉洁冰清的白色，偶然出现浅浅的象桃杏般的红色，这是红梅因 “怕”、“恐”，而故意妆扮出的一种从众的姿态。所以，一个“故”字，表明红梅之所以如此，是有一种被迫的意味在内，是为了和谐入俗的缘故。然而红梅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梅花毕竟是梅花，依然保存其特有的品格：“尚余”二字用得绝妙，既无心显露，又无可掩饰。在诗人心中，梅就是梅，无论妆成何色，与“桃杏”截然不同。颔联两句将迟起美人与梅融为一体，可见诗人咏物本领之高妙。虽然故意妆扮出了一点浅浅粉红般的桃杏颜色，但是红梅的枝条还是保持了经受霜雪考验后孤独而细瘦劲挺的姿态。
颈联对红梅的内心世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意思是梅花外表上虽然呈现出了粉红的桃杏色，但那不过是它刚喝过酒，是“酒晕”浮上了“玉肌”的缘故。因为梅花的内心是喜寒的，它的本质是高洁的。“未肯”，二字表示出了梅的孤傲品格。己经适应了寒冷的心，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显露出来的一点点浅红的桃杏色，那只不过是酒后泛起的红晕无来由表露在美人玉脂般的面容上罢了。
尾联中“绿叶与青枝”：苏轼《志林》卷十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苏轼的意思是批评石曼卿的《红梅》诗，只从“无绿叶”和“有青枝”这一点上来，分辨红梅与桃，杏的区别，确实太简单、太乏味了。这是专求形似，而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所在，所以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究体”。尾联是诗人对前人写梅花的误区发议论。认为认识梅花须从梅花独有的“梅格”，即喜寒凌霜的内在品格或内在精神，来品评。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能够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
这首诗传诵一时，并奠定了钱起在诗坛的不朽声名。
诗题“湘灵鼓瑟”，摘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诗句，其中包含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舜帝死后葬在苍梧山，其妃子因哀伤而投湘水自尽，变成了湘水女神；她常常在江边鼓瑟，用瑟音表达自己的哀思。
根据试帖诗紧扣题目，不得游离的要求，诗人在开头两句就概括题旨，点出曾听说湘水女神擅长鼓瑟的传说，并暗用《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的语意，描写女神翩然而降湘水之滨，她愁容满面、轻抚云和瑟，弹奏起如泣如诉哀伤乐曲。动人的瑟声首先引来了水神冯夷，他激动地在湘灵面前伴乐狂舞，然而一个“空”字，说明冯夷并不理解湘灵的哀怨；倒是人间那些被贬谪过湘水的“楚客”，领略了湘灵深藏在乐声里的哀怨心曲，禁不住悲从衷来，不忍卒闻。
接下来，诗人着意渲染瑟声的感染力。“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瑟声哀婉悲苦，它能使坚硬的金石为之凄楚；瑟声清亢响亮，它可以响遏行云，传到那穷高极远的苍穹中去。瑟声传到苍梧之野，感动了寄身山间的舜帝之灵，他让山上的白芷吐出芬芳，与瑟声交相应和，弥漫在广袤的空间，使天地为之悲苦，草木为之动情。
中间这四句，诗人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思绪在湘水两岸、苍梧之野、洞庭湖上往复盘旋，写出了一个神奇虚幻的世界。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这两句写湘灵弹奏的乐曲同舜帝策动的芳香在湘水之源交织汇合，形成一股强劲的悲风，顺着流水，刮过八百里洞庭湖。
至此，乐曲进入了最高潮，感情达到了白热化。凭藉着诗人丰富的想象，湘灵的哀怨之情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发和表现。然而全诗最精采的还不在于此，令全篇为之生辉的是结尾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旧唐书·钱徵传》称这十个字得自“鬼谣”，其实无非说这两句诗是钱起的神来之笔。此联的妙处有：
一是突然转折，出人意料。在尽情地描写乐曲的表现力之后，使乐曲在高潮中戛然而止，这是一重意外；诗境从虚幻世界猛然拉回到现实世界，这是又一重意外。二是呼应开头，首尾圆合。全诗从湘水女神出现开始，以湘水女神消失告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结尾两句如横空出世，堪称“绝唱”，但同时又是构成全篇整体的关键一环；所以虽然“不”字重出，也在所不惜。作者敢于突破试帖诗不用重字的规范，确属难能可贵。三是以景结情，余音袅袅。诗的前面大部分篇幅都是运用想象的画面着力抒写湘水女神的哀怨之情，结尾一笔跳开，描写曲终人散之后，画面上只有一川江水，几峰青山。这极其省净明丽的画面，给读者留下了思索回味的广阔空间：或许湘灵的哀怨之情已融入了湘江绵绵不断的流水，或许湘灵美丽的倩影已化成了江上偶露峥嵘的数峰青山，或许湘灵和大自然熔为一体，年年岁岁给后人讲述她那凄艳动人的故事，或许湘灵的瑟声伴着湘江流水歌吟，永远给人们留下神奇美妙的遐想。这一切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宋代词论家有“以景结情最好”之说，恐怕是从这类诗作中得到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