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之作。全词大半写景，写景却栩栩如生，或视、或听、或声、或色，描绘一幅真切动人的送别场景，上片先写在戏马台西送别友人时的眼前景物，下片拓展意境，进一步通过寓情于景的手法加深了依依惜别的情意。
寓情于景。这是这首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全词大半篇幅写景，有点泼墨如云的劲头。
上片先写在戏马台西送别友人时的眼前景物：远处，隐约见到一个女郎的盛装映照在浅浅的溪水之中，天空云气稀薄，零星小雨仍在下着，路面上泥泞倒也无多。
而随着词人在郊野上行进的脚步，下片也拓展了境界：昨夜大雨滂沱，原来干涸的池沼已经涨满了秋水，天已傍晚，茂密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黄莺的啼鸣，前方还有扑入人的视野的大片入秋枯萎的野草。这种种景物只有“红妆照浅溪”略具美感，而因“缥缈”充其量带有几分朦胧美，其余基本色调则是灰暗、荒凉。所以尽管词中对有关情事仅略予点明——“送君”、“行人肠断”，见出送别之意，对抒情主人公触目伤怀，感极而悲的情绪，还是可以深切体认的。质言之，词人是借萧瑟、凄凉的秋景，来写伤别之情。
诗中有画。这体现了词人在创作中的一种审美追求。这种审美追求，来自对唐代诗人与画家集于一身的王维诗、画作品的深入体悟，也与词人持有诗画一律、诗词一体的艺术见解密不可分。在这首词创作中，词人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感官方面的功能，运用白描手法，将远近、高下、隐显、明暗等不同的景物收入画幅，绘出了一长幅秋景图，就是这方面一个成功的例子。
对面着笔。这可以从末句“行人肠断草凄迷”看出来的。词人说，面对一片凄凉而模糊的衰草，友人会极度伤心的。单就这一句而论，可以说是情景交融，而从表现别情的角度来说，则是从对面着笔。当然，写友人离别的悲伤，乃是为了深一层地表现词人自己的悲伤，因而有花面相映之妙。
这是一首思乡诗。作者在外居官多年，思念故乡之情油然而生。这时，遇见了家乡来的人，便殷勤问起亲戚朋旧、居室池台、园林植树等情况，表达了恋念故乡的情思。
这首诗是写王绩绩在他乡遇到故人，内容虽然质朴平淡，但是意境隽永。开篇便营造了一种意境，将读者带人诗人寄居的大都当中。根据后人考证，此处所说的旅泊多年的城市应当是长安城，城里车水马龙、房屋鳞次的繁华留住了诗人的脚步，所以诗人才有感而发，到老了仍然没有想着回家。
诗写得颇有意境，一开头它就把读者带到诗人寓居的他乡京城里。这儿房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以致诗人在外旅居多年，到老了仍没有想回故乡，然而“乐不思蜀”只是表面的意思，继续读下去就可以发现“故乡”始终魂牵梦绕在诗人心中。诗人忽然在自己门前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故乡人，久别重逢，彼此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情不自禁地紧握着对方的手。接着客人被热情地请进了屋子，贤淑的主妇迅速准备好了洗尘的酒肴。座中，主客相谈十分亲热融洽。主人一个劲地询问着故乡的事。他首先问起亲朋好友，连他们的孩子都仔仔细细地询问到了。
接下去，到诗人开始询问自己的宗族的近况。王绩是隋末大儒王通的弟弟，他的二哥是《古镜记》的作者，此外还有弟兄四人。王通死于大业年末，他的儿子王福畤(王勃之父)、王福郊以及其他子侄在王绩作这首诗时，大都在故乡，因此王诗说“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
接着，诗人一连提了许多问题，问到旧居、栽树、建房、种竹、植梅、渠水、石苔、园果、林花等等。而这一连串的提问，在表现了诗人关心故乡亲人的的迫切心情的同时，在人们的眼前呈现出一幅幅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图画。最后，诗人以叮嘱故人回答不要有顾虑和表示自己将告老回乡作结，娓娓动听，余韵无穷。王绩受老庄思想影响较深，他的不少诗作尽管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羁束的不满，但也往往表现出遗世独立、消极隐遁的思想。读罢这首诗，使人感到王绩一生虽有逃避醉乡的一面，但他又并非真如他所说的“长昏饮”，而是也有清醒和热爱生活的一面的。
诗中此处所用的连续提问法是很有艺术特色的，这类诗文形式复原了先秦以及秦汉文学诗歌常用的形式，例如《诗经》的《行露》当中，虽然只有十五句，却连用九个问句，以增强文字语气，强调人物情感。本诗也用了类似的连续提问法，虽然跟古诗文用途不同，但是却充分强调了作者悲喜交集、惆怅与激动共存的的情绪。
不过，诗人虽然情绪激动，满心渴望了解家乡一草一木的变化，但是他却在最后四句当中诉说了自己的意愿。虽然羁旅在外只能问故人家乡如何，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答案，而是期盼着不久就回到家乡。亲自去走访曾经去过的地方，游戏于田野故园当中，以解多年思乡之苦。
全诗质朴自然，并无雕砌的痕迹，平淡中见真味，含蓄中有深情，言浅而韵味无穷，一扫初唐诗坛的迤逦浮华的靡靡风气，正是王绩诗歌最主要的特色之一。王维的《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塞梅著花未”显然是受了王绩此诗的影响。特别是前两句和最后一句，与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意思几近相同，末句同样采用提问法。但是，王维的《杂诗》所表达的乡情寄托在“塞梅”之上，而王绩的这首诗寄托情感的意象却比较多。
王绩的思想虽然受老庄影响颇深，不少诗作都流露出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渴望自由遗世的意思，这首诗亦有些许逃避的意思。然而，诗中的画面和真情却打动人心，充满了对人情事理的热爱和依恋，显然并非牢骚之作，实则读来娓娓动人，余韵不绝。
和亲，是在帝国看似强盛的肌肉上深深扎下的一根尖刺，让无数帝国有心之士彻夜难安，痛不欲生。在辗转反侧之中，是否会有人扪心自问，这样的决策对于那些如花女子公平与否？事实上，没有人去关怀这些可怜女孩子们的微弱愿望。 在所有胸怀宏伟大业和深陷政治漩涡之中的那些人看来，能够以微小的代价换取数十年的安宁，一切牺牲尽皆微不足道都是值得与舍弃的，如此置换的结局甚至显得十分美好。在汹涌澎湃的和亲大潮翻滚之下，没有人能够看到女子流淌下来的热泪，因为眨眼之间就淹没在这股浪潮里面，无声无息。 边地莺花少 窗外天上云舒云卷，室内史册忽明忽暗，历史烟云终归是繁花一梦，不管是霸图伟业，抑或是神仙眷侣，到底尘归尘，土归土。如果说记忆还有些许温度，也只剩腮边刚刚滑下来的那一行行热泪，滚烫而炽热。
《同李少府观永乐公主入蕃》 作者孙逖，唐朝诗人，大家只要知道他与“燕许大手笔”中的苏颋齐名，知道这一点就够了。毕竟其人阅历事迹，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基本上是茫然地，知道与不知道，没有什么分别。如果说有什么是要补充的，便是《全唐诗》收其诗一卷，共六十首，这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有兴趣的，可以去翻阅一二。 关于这首诗创作的背景，根据新旧唐书记载，开元三年，契丹首领李失活率部来降，第二年唐玄宗封东平王外甥杨元嗣的女儿为永乐公主，并把她赏赐予李失活为妻。那么我们根据本诗题目，可以得知此诗当是写作于这个时间段内。
都说大唐盛世，其实唐朝特不是东西。其中一个庞大的荒谬之处，便在于政治上的“和亲”之举措。把大唐女性都当作了什么？如此看来，大唐上下无一是男儿。可能热血，都已经淹没在了石榴裙之下了，萎了，缩了。如果一个“盛世”是靠出卖来维系的，这样的“盛世”，不要也罢！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非常好理解，在开头两句，诗人主要对边地做了一番叙写，“边地莺花少，年来未觉新。”荒凉的边境地界之上，花花草草非常的稀少，更不用说叫声动听的那些黄莺儿，亦是十分罕见。长年累月生活在这种苦兮兮的地方，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再也找不出来一丝半分的新鲜感。 然而事实上，诗人本身只是一个旁观者，这种描写大多建立在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当然，这些虽然只是听说，但却不能怀疑其中的真实性。处在诗人当时的位置上，多少还是能够得到一些与边境上有关的事迹的，其中的艰辛自然会有人讲述。或许正是如此，诗人方才会在诗的开端，对边地恶劣的环境进行一番描绘。
接下来两句，“美人天上落，龙塞始应春”，诗人经过前面的叙述，在此就含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在里面。美丽的姑娘恍然从天上降落在这里，从此以后，原本荒凉的边境要塞就要变得充满生机勃勃。这只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实际上是非常浅显的，也是缺乏意义的。
历史上，对于这首小诗，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以《唐诗解》为代表，论述道：“以天上之美人入无花草之地，果能使龙塞生春乎？痛惜之意，见于言外。”意思是，诗人在此所写的，其实全部都是说的反话。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字面背后的阴影，来认真分析诗人真正所要表达出来的内涵。另一种以《唐诗选附注》为代表，认为：“按公主何可以为美人称之？通篇语亦轻薄，不足观，何论者徒以新意见赏也。”这个意思完全和上面相反，并且反驳指责“以新意见赏”是一种是非不分的恶习行径。此种恶习，其实至今仍旧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态，可谓混淆黑白，是非不分。
如果我们把本诗题目和内容结合起来，再仔细地观察考量，就会发现此诗并不简单，它确实包含着自己的意图。所以，《唐诗解》的看法其实并没有错，诗人的确带有正话反说的目的性质。荒凉的边塞之地，怎么可能因为一个“美人”的到来，就突然改变了恶劣的面貌呢？这是根本不会存在的虚无缥缈之幻想。结合题目中“观永乐公主入蕃”之事件，便可以体会到诗人对“蕃人”的痛恨之意。“公主入蕃”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一种被逼迫之后的失策，其让大唐男儿面目何在？ 基于此点，我们便会体悟到《唐诗选附注》里的愤慨“通篇语亦轻薄”，恰恰便是这种轻薄之意，可以很好地让我们领会到诗人的本意。因为本诗最后两句，诗人的视角开始变换到“蕃人”的角度上来。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此处诗人为什么会大胆以“美人”称呼永乐公主了。只有那些尚未开化的“蕃人”，才会高兴地以“美人”称呼公主，而此处充斥着肉腻气息的无边“春色”，对于唐人来说却是一种带着深深恶意的羞辱之色。
综观此诗，如果单凭诗歌内容上所表现出来的恶俗景象，是无法真正解析此中内在含义的。只有把诗作和题目两相紧密结合在一起，关注诗歌产生的相关背景，才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察觉到诗人隐忍不发的难以排遣的那种愤慨之意。这种小人物“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无能为力感，直到今天，仍旧让我们为之喟叹不已。
这首诗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但他没有将伤友道之绝与刺周幽王硬拉到一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弃妇之诗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虽仍取旧说，但又说：“此诗风格绝类《国风》，盖以合乐入于《小雅》。《邶风·谷风》，弃妇之词。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后汉·阴皇后纪》，光武诏书云：‘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此可证此诗早在后汉之初，已有人视为弃妇之词矣。”
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了，丈夫就变了心，忘恩负义地将她一脚踢开。因此她唱出这首诗谴责那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负心丈夫。
诗歌用风雨起兴，这手法同《邶风·谷风》如出一辙，两首《谷风》诗的主题也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最容易触发人们的凄苦之情。被丈夫遗弃的妇女，面对凄风苦雨，更会增添无穷的伤怀愁绪，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叹。
此诗语言凄恻而又委婉，只是娓娓地叙述被遗弃前后的事实，不加谴责骂詈的词句，而责备的意思已充分表露，所谓“怨而不怒”，说明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善良懦弱的劳动妇女。这也反映了几千年以前，妇女就处在被压迫的屈辱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