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二句，开篇扣题，力度千钧。剑阁天险，銮舆人主，铢两悉称。“峻”是剑门山主要的特征，其它如道路险曲等，都由“峻”字生出。诗中不去写山，只抓住山腰“横云”这一特定景观来写：在平原高不可及的层云，此刻只是层层低徊于剑门腰际，足见山高岭峻路险。“横”字，描绘出层云叠起，横截青峰，与峻伟山势，共同构成一种浩然雄劲的气势。经过首句先声夺人的渲染，出句交待皇舆返京，经行剑阁情事。《春秋》为尊者讳，天子逃窜，每称“出狩”，用来不免难堪。但“出狩”下紧缀一个“回”字，又很能显出玄宗心境的爽朗和愉悦。两句一景一事，领起下文。
颔联二句：“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互文见意。“屏”，“嶂”均指山峰，“翠”、“丹”渲染山色之美，玄宗回京经过剑阁，虽已是十月初冬时分，但南国天气，正是枫叶流丹、青松积翠的好季节。山路萦绕，只见座座山峦，红绿纷呈，丹翠辉映。“千仞合”写道路险阻。皇舆经行，抬头看去，剑门七十二峰拥挤堆叠，壁立千仞，仿佛扇扇闭合的大门。山势最险处，“峭壁中断，两岩相嵌，形似剑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所在，山也因此得名，“五丁开”形象道路之险，其中流传一个神奇的传说：
秦惠王伐蜀不识道路，于是造五只石牛，置金牛尾下，扬言牛能屙金。蜀王负力信以为真，派五壮士拉牛回国，为秦开出通蜀的道路。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落笔于事，事中见景。“灌木”句写道路之曲。太白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足见弯道众多。仪仗左转右转，旌旗摇动，乘舆前行，反觉是路边的树木山石在转移倒退。“仙云”呼应首联“横云”，山中之云；远看阴浓层叠，等到拂马而来，却丝丝缕缕，轻灵洁白，使人看了，顿觉澄洁清爽，加上地势之高，如入仙境。
尾联“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是就剑阁石壁所勒张载铭文发议论，张氏在《剑阁铭》中明确提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并在文尾声明撰铭宗旨：“勒铭山阿，敢告梁益”，警告汉中和四川的不臣者，天命所钟，在德不在险。玄宗读罢铭文，深有同感。“乘时方在德”，“乘时”，是说眼前出现平叛的大好形势。他相信李唐王朝德在人间，也相信其子肃宗的仁智，祸患很快就会消除。当然，面对铭文，玄宗也不会忘记，他追求享受、滥用佞人，与这次动乱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免感叹自己昔日之非，不无悔恨。因此对张载的识见才华十分称赏：“嗟尔勒铭才”，“嗟”是赞叹之词。
此诗格调庄严，笔力扛鼎。虽作于乱中，不失盛唐气象。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剑门山高耸入云，险峻无比；我避乱到蜀，今日得以回京。
只见那如翠色屏风的山峰，高有千仞，那如红色屏障的石壁，全凭五位大力士开出路径。
灌木丛生，好似缠绕旌旗，时隐时现；白云有如飞仙，迎面拂拭着马来。
治理国家应该顺应时势，施行仁德之政，各位大臣，你们平定叛乱，建功立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注释
幸蜀西至剑门：幸蜀：驾临四川。剑门，古县名，今四川省剑阁东北，因剑门山而得名。此诗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时长安收复后从四川回京时，行至剑门时所写。
銮舆：皇帝的车驾，此处是李隆基自指。
出狩：皇帝到外地巡视称出狩。
五丁开：传说中蜀道是由五个大力士（五丁）开通的。
乘时：顺应时势。
勒铭才：建功立业的才能。西晋时张载作《剑阁铭》，晋世祖司马炎派人刻于石上。铭中有“兴时在德，险亦难恃”之语。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二句，开篇扣题，力度千钧。剑阁天险，銮舆人主，铢两悉称。“峻”是剑门山主要的特征，其它如道路险曲等，都由“峻”字生出。诗中不去写山，只抓住山腰“横云”这一特定景观来写：在平原高不可及的层云，此刻只是层层低徊于剑门腰际，足见山高岭峻路险。“横”字，描绘出层云叠起，横截青峰，与峻伟山势，共同构成一种浩然雄劲的气势。经过首句先声夺人的渲染，出句交待皇舆返京，经行剑阁情事。《春秋》为尊者讳，天子逃窜，每称“出狩”，用来不免难堪。但“出狩”下紧缀一个“回”字，又很能显出玄宗心境的爽朗和愉悦。两句一景一事，领起下文。
颔联二句：“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互文见意。“屏”，“嶂”均指山峰，“翠”、“丹”渲染山色之美，玄宗回京经过剑阁，虽已是十月初冬时分，但南国天气，正是枫叶流丹、青松积翠的好季节。山路萦绕，只见座座山峦，红绿纷呈，丹翠辉映。“千仞合”写道路险阻。皇舆经行，抬头看去，剑门七十二峰拥挤堆叠，壁立千仞，仿佛扇扇闭合的大门。山势最险处，“峭壁中断，两岩相嵌，形似剑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所在，山也因此得名，“五丁开”形象道路之险，其中流传一个神奇的传说：
秦惠王伐蜀不识道路，于是造五只石牛，置金牛尾下，扬言牛能屙金。蜀王负力信以为真，派五壮士拉牛回国，为秦开出通蜀的道路。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落笔于事，事中见景。“灌木”句写道路之曲。太白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足见弯道众多。仪仗左转右转，旌旗摇动，乘舆前行，反觉是路边的树木山石在转移倒退。“仙云”呼应首联“横云”，山中之云；远看阴浓层叠，等到拂马而来，却丝丝缕缕，轻灵洁白，使人看了，顿觉澄洁清爽，加上地势之高，如入仙境。
尾联“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是就剑阁石壁所勒张载铭文发议论，张氏在《剑阁铭》中明确提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并在文尾声明撰铭宗旨：“勒铭山阿，敢告梁益”，警告汉中和四川的不臣者，天命所钟，在德不在险。玄宗读罢铭文，深有同感。“乘时方在德”，“乘时”，是说眼前出现平叛的大好形势。他相信李唐王朝德在人间，也相信其子肃宗的仁智，祸患很快就会消除。当然，面对铭文，玄宗也不会忘记，他追求享受、滥用佞人，与这次动乱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免感叹自己昔日之非，不无悔恨。因此对张载的识见才华十分称赏：“嗟尔勒铭才”，“嗟”是赞叹之词。
此诗格调庄严，笔力扛鼎。虽作于乱中，不失盛唐气象。
《元和郡县图志》：普安郡即剑州，剑门就在剑州境内。玄宗车驾返京，经行剑阁，作有是诗，州刺史以为中兴盛事，勒石以示纪念。此诗境界开阔，基调高昂，也不似仓皇避乱时情景。可确定为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回舆长安时所作。
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这首小令讥讽时政尖锐的揭露了元朝当政者卑劣腐朽的面目，揭露世风的龌龊败坏。语言犀利泼辣，比喻极具特色，夸张的描写，揭露尖刻有力。
这是元散曲中一支妙语连珠的著名作品。首尾两组工整的鼎足对，尤见精彩。
起始的三句中，“铺眉”与“苫眼”、“裸袖”与“揎拳”、“胡言”与“乱语”是句中自对，互相又成为工对；“时”与“十”同音，借与三、万作数字对。“铺眉苫眼”等三组词语活画出了无赖与白痴的形象，与达官贵人的身份本身形成了绝妙的讽刺。而三句从文意上看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第一句讽刺内阁，第二句讽刺武将，第三句讽刺高官。总而言之，“万是烘（哄）”，满朝文武全是些瞎胡闹的乌龟王八蛋罢了。
末尾的鼎足对，数字对数字、地名对地名、动物门对动物门不算，妙在同句之内的鸡与凤、蛇与龙、猫与熊还万有形状相像的联系。一头是文人习用的雅语颂辞，一头却是民间口语中带着詈骂性质的语汇，凑在一起，冷峭而生动。三句也各具侧重点：第一句揭示凶横，第二句揭示狠毒，第三句揭示无能。这就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元代社会中各种自封的或被吹捧出来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这三句承接前文“早三公”、“享万钟”、“成时用”而写，作者矛头直指上层统治集团的高官要人，是一目了然的。两段之间，“大纲来万是烘”结上，“说英雄谁是英雄”启下。得此两句愤语绾联，“讥时”的题意便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作者这种庄俗杂陈、嬉笑怒骂而尖峭老辣的散曲风格自成一家，被时人称作“张鸣善体”。明代曲家薛论道就有一首仿“张鸣善体”的《朝天子·不平》：“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鹗，失时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得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动。”语言虽不及本曲灏辣，却能得其神理。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