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来，不少正统词论家指责柳永的俗词，因为这些“淫冶讴歌之曲”不合封建社会道德和正统文人的审美趣味，所以历代词选很少收录这类词。其实只要不具艺术偏见，仔细研读柳永俗词便不难发现，它是很有思想意义和艺术水平的。正如这首《驻马听》，它是柳永词中专写男女别离相思的一篇，通篇既不写景，也不叙事，完全摆脱了即景传情和因物兴感的俗套，采用直言的方式来抒情。全词写得直率明快、真情洋溢、深挚感人。
整首词采用线型的结构，按照情节的顺序从头写起，层次清晰。上片纯属忆旧。“凤枕鸾帷”三句是写词人沉溺于往日甜蜜爱情生活的回忆里。这段幸福的生活虽只有“二三载”，在整个人生旅程中是短暂的，却因两心相照，“如鱼似水”般的和谐而令人难忘。“良天好景”三句承上而来，写出了词人为留住这份恋情而小心尽意的情态，一“良”一“好”，写出了相聚时光的美好；一“深”一“多”，写出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恋情深。“奈何伊”三句转而写女子的性情和骄纵，这又是紧承上一层意思而来，正因为词人的“尽意依随”，才使得妻子放纵恣肆，撒娇任性，有时简直无法忍受。接下来，“无事孜煎”三句，重笔渲染相恋双方时时因琐事而生纠葛，但终因情意绵绵不忍分离。“怎忍”二字写出了词人依依不舍的情态，”分离“二字又为下片写离别后相思之情做铺垫。这一串直言不讳的回忆，平中见奇，层次井然，章法分合有序，给人以曳生姿的美感。
词的下片转而伤今。“而今渐行渐远”二句，紧承上片而意脉不断，一个“而今”便将全词由忆旧转为伤今。“远”字加大了空间与情感的距离，三个“渐”字，以细腻的笔触极为准确地变现了词人渐行渐远，愈加难以抑制对所爱的相思之情，“虽悔难追”则写出了懊悔轻别而又已然分别的矛盾和无奈。这两句虽只有十二字，却交代了词人此刻的处境、心情，含蕴深厚。根据这种情形，即使寄去消息，终究也是白费。分别的双方固然可以飞雁传书，但接下来词人却否定了这种做法，“漫寄消寄息，终久奚为”，分别用了“漫”、“奚为”等词，委婉地道出了唯有相聚方能解相思之苦。“消息”两字分用，是一种修辞方法。“也拟重论缱绻”承接上句，直写自己有意和妻子复合，已不再似前句那般委婉。“争奈翻覆思维”写词人反复思考，“争奈”表转折，“翻覆思维”为下文作铺垫，说明词人接下来的话并不是随后一说，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这几句丧气话，表面看来有点煞风景，但实际是一个久经忧患者对人情世故的清醒认识，是情感和哲理的巧妙结合。
柳永的这首词在写法上颇具特色，同是思慕爱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国风·秦风·蒹葭》）是含蓄的写法，“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国风·周南·关雎》）是直露的写法。柳永的这首词就是“辗转反侧”式的，而且更加赋化，更加直露，更加一览无遗。写尽了他对所爱的种种相思。他和前人写男子思恋反托女子口吻，且要借助高远意象，如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不同，也和同时代的词人，只是点到为止，随即便借助深邃的景语宕开，如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不同，他只以自己的口吻直露地抒情，一泄无余，一吐为快。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溶情于酒，又寄情于景。雪、杨叶、马鞭、壶醑和新月，这些都是送别的意像。雪花是寒冷的，冬天才有；梨花是温暖的，春天才有。作者用雪来比喻梨花，希望自己的浓浓深情能像春天的梨花一样。作者对朋友的依依不舍惜别之情，体现对友人豪迈豁达的祝愿。
首联“斗酒渭城边，垆头醉不眠”描写的是送别的地点以及送别酒宴的热闹场景。诗人以被送行人的目的地起兴，宕开一笔，铺陈叙述。李白在送别友人的宴席上喝得是酩酊大醉，这是李白对朋友的不舍，也是李白个性的写照。
酒是李白诗文的一大母题，诗人感情或是因酒而生或是借酒浇愁，酒早已成为了李白诗的象征。“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或是“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甚至有直接以酒肆之名为诗题的《金陵酒肆留别》，“白门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问取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酒的意象在李白诗中大量出现。
颔联“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此联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梨花喻雪，在古代诗文中多有出现，同样出名的还有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颔联对仗工整，使诗文具有形式、音韵之美。而“梨花”、“杨叶”的意象又具有唐诗典型的形象美的特点，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千树梨花竞相开放，柳叶新芽迎风摇曳。然而这美好的春景中却蕴藏着对友人即将远行的不舍之情，“以乐景衬哀情”，美好的春日风光却无人陪伴自己欣赏。
此外“杨叶”即柳叶，“柳”“留”谐音，古人折柳相送的传统由来已久，汉乐府有古曲《折杨柳歌》:“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李白送别诗歌与众不同，往往能够将分别之情写成普遍化的集体感受。在这首《送别》中，没有提到送别的友人到底是谁，却把自己的深情厚谊寄托在“梨花”“杨叶”这些意象中，使读者产生共鸣。
颈联“惜别倾壶醑，临分增马鞭”这句是全诗的点题之句，诗文明确地交代了举行酒宴的目的——送别友人。在送别友人的宴席上，诗人“倾壶”一饮，这是男人之间的送别方式，没有温婉的语言，也没有依依惜别的柔情，只是把对友人的不舍之情寄于酒中，一饮而尽。待到真的要分别之时，“马上赠鞭”，以示纪念。同样也是男人的赠别，尽管舍不得却故作豪迈。
尾联“看君颍上去，新月到应圆”，回味无穷，“三月不知肉味”。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目送友人“颍上去”，想象着友人的路途，这在李白诗文中同样很常见，“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诗人写目的地之景而浮想联翩，因景生情，因景结情，等到友人到达目的地应该是在月圆之日吧，从缺到圆的明月都是诗人依依惜别之情的寄托。无论何时何地的人们在送别之时，都会产生“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挥手再三别，临歧空断肠”的共鸣。我想，诗人也会担忧友人旅途的劳顿吧！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这是五千年的积淀，一言概括则为“雅”。无论是送别，还是思念，古人都将自己的浓情蜜意寄于诗文中。古典诗歌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送别诗在这颗颗明珠上闪烁着一缕缕的光芒。在交通发达、通讯便捷的今天，没有“劳劳亭、长亭”这些专门为送别而建造的场所，离别之情已显弥足珍贵，不用鸿雁传书，也没有古人的离愁别恨。我们也许只有从古诗词中才能感受到离别的伤感了吧！
作者喝得酩酊大醉，又“马上赠鞭”以示纪念，表达了豪迈豁达之情；尾联写诗人想象着友人的路途，等到友人到达目的地应该是在月圆之日，从缺到圆的明月都是诗人依依惜别之情以及美好祝愿的感情寄托。
这杂记散文，短短不到二百字，通过一件生活小事，验证了渡船工说的“徐行尚开，速进则阖”的这个欲速则不达的道理。这种小中见大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作者选择的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实际上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古人说：“欲速则不达。”凡事操之过急，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这篇散文写法上的主要特点是中心突出，文字精炼。作者只记下从小港到蛟川南西这一段途中情况，在此之前与之后的事全部删削；这两里路途中又只记“小奚仆”一件事。末尾说明道理，也只概括为一句话。这样，就能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文章中心突出，文字精练，寓大道理于小事件当中，读后能留下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