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卷二三九与卷一五〇均录此诗，作者一为钱起，一为刘长卿。一般选本多编在钱起集下。
此诗开篇点题。“谷口”二字，暗示了题中“故山草堂”之所在；“春残”二字，扣题中“暮春”；以下几句都是“归”后的所见所感，思致清晰而严谨。谷口的环境是幽美的，诗人曾说过：“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陆沉。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一径入溪色，数家连竹阴。藏虹辞晚雨，惊隼落残禽。”（《题玉山村叟屋壁》）春到谷口，更是别具一番景色。然而，此次归来却是“春残时节”，眼前已是黄鸟稀，辛夷尽，杏花飞了。木兰花比杏花开得早，所以诗说“辛夷花尽杏花飞”。一“稀”、一“尽”、一“飞”，烘托出春光逝去，了无踪影的一派空寂、凋零的气氛。
然而，在这冷落寂寥的氛围中，诗人都却喜地发现窗前幽竹，兀傲清劲，翠绿葱茏，摇曳多姿，迎接它久别归来的主人。诗人禁不住吟诵出：“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怜爱的就是幽竹“不改清阴”。“不改清阴”，极其简练而准确地概括了翠竹内在美与外在美和谐统一的特征。“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唐求《庭竹》）。“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板桥《竹石》）。诗人们讴歌的都是它“不改清阴”的品格。在这首诗中，钱起正是以春鸟、春花之“改”——稀、尽、飞，反衬出翠竹的“不改”，诗人爱的是“不改”，对于“改”持何态度，当然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诗的一、二句并没有赞美春鸟、春花之意，更没有为它们的消逝而惋惜，而是在感慨它们随春而来，随春而去，与时浮沉，不能自立于世的品性。
“画有在纸中者，有在纸外者”。诗也可以说有在言中者，有在言外者。“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以流水对的形式，用由人及物，由物及人的写法，生动地抒发了诗人的怜竹之意，和幽竹的“待我”之情。在这个物我相亲的意境之中，寄寓了诗人对幽竹的赞美，对那种不畏春残、不畏秋寒、不畏俗屈的高尚节操的礼赞。所以它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它那深刻的蕴涵又给人无穷的回味。前人说：“员外（钱起）诗体格新奇，理致清瞻。文宗右丞（王维）许以高格”（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或许指的就是这一类诗。
这首诗是吕本中的代表作，无论是抒情还是写景，都写得流转自然，为历来选家所重。
首句的“病起多情”是全诗的主脑，“病起”是身体状况，“多情”是因为病，因为春怀，还有门外的春景。一个人缠绵病榻多日，今天身体好些，能够出外走走，而外面是足以感人、使人留恋的初春美景，诗人自然多情。在这样的心情指导下，见到的景色也变得多情起来。于是，院中的白日、似乎迟迟不坠，将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诗人尽情领略眼前的春光。首句写春日，照应节候，也是在室内很久的病人乍一出门的最直截的反应，写得很自然。次句“强来庭下探花期”是承首句说，“强来”是“病起”的进一步说明；“探花期”又是“多情”的表现。
次联依“庭下探花期”展开。诗人漫步庭院，欣赏着早春景色，只见病前所见的积雪都已消融，和暖的春风吹满大地，使人懒洋洋地，他便倚着栏杆，久久不想离去，一直到黄昏，太阳即将下山。前面已有“白日迟”句，此联又重说赏景到日暮还不走，他站的时间之久，对景色的多情就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诗在写景时不仅仅是注目风景，而是把自己嵌入景中，与景物融合成一片。因此宋张九成在《横浦日新录》中称赞说：“此自可入画。人之情意，物之容态，二句尽之。”诗也成为众口称赞的名联。
下一联又接上“人倚阑干”写。诗人倚栏杆这么久，看得这么细，他见到是眼前蜂蝶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遍地长着兔葵、燕麦。诗在这里特地把“有意”与“无知”对举，蜂蝶是有意，为春色而繁忙，兔葵、燕麦是无知，默默地生长。诗人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使自然界的动植物都带有感情，衬托出自己的主观思想。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这二句都有出处。出句是化用了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句，也参考了杜甫《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中的“蜜蜂蝴蝶生情性”句。吕本中在这里借用，显然不单单是描写小昆虫的热闹，赞赏春天的蓬勃生气，而是由它们所交织成的气氛中，感叹自己的孤寂。对句是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中的话：“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也是藉此含蓄地寄托自己凄然的神思。
上联通过景色，加以主观情感，使诗进入一种幽独伤感的氛围，诗人伤春的情调已经流露出来，尾联就以情语作结，将前三联作一大收煞。诗说小池边的垂柳在春风中飘荡多姿，可我即使要去折它，折了又送给谁呢？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乐府有《折杨柳》专咏送别。这首诗由眼前的杨柳想到送别，而所送之人早已走了，如今不知流落在何方，于是又产生怀念，应接得很自然。更见功力的是，这样一结，成为全诗的点睛，原来诗人病起看花，倚栏留恋，感蜂蝶有情，叹葵麦无知，种种“多情”举动，都是因了怀人。心中所怀，不惟不见，连所怀之人在何处都不知道，让他不得不迷惘感伤、凄然泪下。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