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以其艳诗和悼亡诗而闻名,但他的用情不一和对薛涛的始乱终弃,一直被后人诟病。而且,其妻韦氏去世当年,元稹便在江陵府纳妾,不少人认为他口是心非。此诗是元稹写给薛涛的回信,为表达离别之后的对薛涛思念之情。
诗作所云,单就作品内容而言,几乎全是对薛涛的赞美。“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说薛涛为山川名秀所生,同时又以卓文君类比。“滑腻”、“秀”等赞美之词,作者信手拈来,用词巧妙。接下来的两联则说其巧于言语,极具文才,擅长文词的人都纷纷搁笔,公侯们也都自愧弗如。而末二句“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可以看出还是寄寓了作者很深的缅怀之情的。“菖蒲花发五云高”,这是婉曲表示自己思慕薛涛,而又无由相会的惆怅心情。据说菖蒲花不易开,开则人以为祥。“菖蒲花”在此暗喻薛涛,所谓“菖蒲花发”,句面意思是说自己曾见过这种不易开的花,实际即说自己与薛涛曾有亲密交往。“五云高”即空望美人居处而不可及之。这句写得甚为含蓄。
此诗就思想性而言,无甚可取。不过是极赞薛涛人才、诗才及辞令之美,表示自己无由再会而怅然相恋之情。然全篇一气贯下,浑然成章,亦是才子佳人相赠的得意之笔。
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