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危楼”，即高楼。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秋天，他从汴京起程归江南，先回洪外分宁（今江西修水）乡里，然后赴任，一路上写了许多纪游诗。这首诗为途经真州（今江苏仪征）阻风游长芦寺作。伯氏，指黄庭坚之兄黄大临，字元明。长芦寺，据《传灯录》记载：“真州长芦崇福禅院祖印禅师，讳智福，江州人。四处住持，胜缘毕集。三十年间，众盈五百。”可见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寺院。这首诗依黄大临的诗韵而作，故称次韵。在《山谷外集》卷八中，有一首题为《外舅孙莘老守苏州留诗斗野亭庚申十月庭坚和》的诗，作于这首诗之前，韵脚也和这首诗相同。喜欢写次韵诗，是黄庭坚诗的特点之一。
这首诗写长芦寺下所见所遇，抒发了归江南故乡的喜说心情。
起首四句，概括描写长芦寺外景，笔力雄健而自然。行旅之人对风势、风向往往特别敏感。第一句“风从落帆休”，把这种感受写得极其生动。江上行舟，人们往往从船帆上观察风力大小。此时船落下了帆，风也因帆落而停息。这种写法颇为出人意外。第二句“天与大江平”，极写形势的开阔，放眼远望，水天相连，十分壮观。以上为目之所见；三四句写耳之所闻。“僧坊昼亦静”，僧坊即长芦寺。寺院本是幽静的所在，在深秋季节，即使大白天，也常常寂无声息。不过，也不总是一点声音也没有。“钟磐寒逾清”，长芦寺里传来的钟磐之声，在寒风中，听起来更觉清越。这四句诗写了季节、环境、气氛，看似不费力，却极为精警，起笔不凡。
接着用移步换形之法写各处景致。“淹留”四句写登高看景。诗人这次游长芦寺，客观原因是风不顺而滞留。在此诗之前，作者写有《阻风入长芦寺》。可见他颇有空暇，心情相当悠闲，所以能细细游赏。他时而拄杖高岗，闲数座座相连的寺院屋顶；时而路逢幽人，煮茶共话。
接着诗人又换了一个角度，“携手”四句写从高处远望之景。“木末”，树梢。“携手霜木末”，极言立处之高。这句诗是从杜甫《北征》“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句化来。诗人倚栏俯视，看到了江潮上涨，看到了往来于永正县（宋代的真州，在唐代为永正县的白沙镇）江面上的船只；远远望去，连飞越建康（今江苏南京）城的鸟儿也看得见。这四句以极生动之笔，描绘了长芦寺登高眺望的一幅雄阔画面。特别是“潮生”、“墙移”、“鸟度”等词语，使整个画面充满了动感。
“薪者”四句，写山中樵夫采得树鸡（一种生在树上的菌子，可食），引起诗人的一番联想。他想象樵夫把采得的树鸡，回家做成具有南方风味的羹汤，又把白玉般的秔米（即粳米），煮成香啧喷的米饭，一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樵夫一家的做饭、烹羹，其实并非诗人亲眼所见，他依然在长芦寺下山间闲行。但是他却从樵夫为一家人的生计而辛苦操劳，对照自己领着朝廷的俸禄，顿顿饱饭，还在这里游逛，渐愧之情油然而生。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可贵的爱民思想。
最后四句写听到鸟叫声的感受。突然，草木丛中传来思归乐的啼叫声。思归乐是一种形状如斑鸠的小鸟，暮春时节，鸣声像“不如归去”，人们听到它的叫声，就会起思乡之情。古代诗人专有描写这种鸟的，如唐代元稹在《思归乐》中写道：“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应缘此山路，自古离人征。”白居易在《和〈思归乐〉》中也说：“山中不栖鸟，夜半声嘤嘤。似道东归乐，行人掩泣听。”在离人听来，思归乐的叫声是凄凉的。可是黄庭坚这次归江南顺道回乡，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在诗人耳中，思归乐的叫声不啻一曲动听的歌。思归乐在明亮的夕阳下婉转吟唱，十分悦耳，充满了温情。他在《阻风入长芦寺》诗中也曾流露了这种喜悦心情：“岁寒风落山，故乡喜言旋！”他自1067年（治平四年）登进士第，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到这次赴太和知县任，中间整整相隔十三年，内心是十分高兴的。
“丛祠”四句和前面相接，是经过诗人精心构思的。细细寻去，针线极密。由“闲行”而听到“丛祠”（草木茂盛处的土地庙）思归乐的叫声；从“不如归去”的叫声，想到他正在回乡路上，喜上心来；这次回乡已在岁末，不久春天即将来临，那时薇蕨已经长得茂盛，聊能充饥，和前面“饱饭愧闲行”句相呼应。
清代方东树说：“山谷之妙，起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昭昧詹言》卷十）这首诗正是体现了这一艺术特点。更为可贵的是，这首诗气象“雄远壮阔”，却并不显得作者在用力，可见诗人功力之深厚。
这是一支咏春的小令。描写立春节气的到来，万物欣荣，生机盎然的景象。全曲五句，写了春燕、春树、春水、气候和民俗。这些都是有着春天典型特点的五种事物。
第一句写人们游春时的装束。虽然他只写了妇女的头饰，但就从这一点是很难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游春时对装束的讲究。“春燕”是古代妇女立春这一天必戴的头饰。据《岁时广记》卷八引《荆楚岁时记》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彩燕迎春入鬓飞，轻寒未放金缕衣。’又欧阳永叔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并知春色上钗头。’皆春日帖子句也。”妇女头上的金钗也有做成燕形的叫“燕钗”。也有用金银纸或绢帛剪成燕形戴在发上称为“幡胜”，也可互相赠送，这种风俗唐宋时就已有了。燕属玄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所以燕子是春天的像征。这句虽然是写妇女的头饰，但作者用了“影摇”和“斜”两个词形容妇女们轻盈、摇曳的步态，“斜”字让春燕真的要随着春风飞起来了。这两个词让这句顿生生机活了起来。
第二句描写春天的草木。“木杪生春叶”写草木的欣欣向荣。古人有“春到草木知”的名句，树梢上长出了嫩叶，这一笔写出了春的活力。第三句写春水，春天来了，春风吹化了冰雪，让湖面荡起碧波。中唐时期白居易曾有《忆江南》词，其中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句。白居易以初升的红日和碧绿如蓝的湖水形容春天。贯云石也用了同样的构思描写春天，先写了湖水马上就写日出。第四句写了和熙日光温暖宜人。“火候春初热”是形容气候渐暖了，火候指气温。最后一句写了古代迎春的仪式。
这首小令以游春的风俗始，又以打春的风俗止，首尾呼应，写出了人们除旧迎新的喜悦心情。不仅如此，令中还包含着有趣的文字游戏，此曲用的是嵌字格，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记载：“贯酸斋尝赴所亲宴，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中各用春’，酸斋即题.....满座绝倒。”不仅如此，而且此令格律甚严，三四句对仗。如此严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贯云石是维吾尔族人，他对汉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这是值得中华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
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争夺。有的人表面上装得一片赤诚，满面笑容，花言巧语，而在背后却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首诗对人心险恶进行了揭露，诗人让人们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首诗可分为两个部分。这两部分的结构非常相似，都是先阐明观点，然后分别用典加以论证。自“天可度”至“使君父子成豺狼”为第一段，写奸人的伪言可离间夫妇、父子的关系。开篇用天地和人心对比，说明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天地本来不能被度量，诗人却言之凿凿地说可以衡量，原来是因为人心的关系。由此可见，揣摩人心的难度高于度量天地。当然这里的“人心”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小序里的“诈人”，也就是那些阴险狡诈之辈。“但见丹诚赤如血”二句言人世间的某些人，表面看起来热血喷涌，丹心赤诚，实际上他们善于伪装，巧言惑众。这里用“但见”与“谁知”搭配，十分巧妙，加上用比，深刻揭露了这类人两面派阴险丑恶的嘴脸。紧跟“劝君掩鼻君莫掩”四句，连用“掩鼻”“掇蜂”两个典故，揭露了楚怀王夫人郑袖和尹吉甫后妻内心阴暗，巧施奸计，最终达到了她们“割美人鼻”和“放伯奇于野”的目的。诗人巧用比喻，用参商二星比喻夫妇离散，用豺狼野兽比喻父子成仇。这两个典故说明，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因为“诈人”的挑拨而反目。
自“海底鱼兮天上鸟”至“不测人间笑是瞋”为第二段，深入一层，将笔触及官僚阶层中的阴险奸诈之辈，揭露他们人性的极端卑劣丑恶。“海底鱼兮天上鸟”以下四句以高鸟可射、深鱼可钓来衬托人心不可预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二句用李义府笑里藏刀、暗中杀人的历史典故，说明专制政体下政治运作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说明不管在官场还是生活中，阴险狡诈、笑里藏刀的人是很难提防的。末二句则自然得出变化神奇的阴阳皆可以测定，而人间的“笑是瞋”不能测定的结论。这样，就使人们认识到阴险奸诈之辈的可畏、可恨，对此类人必须高度警惕。
这首诗巧用典故，写出了诗人在生活、官场中的重要感受，批评了言行不一的狡诈小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是诗人对世态人情细微观察的结果，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诗人蕴蓄着一股难以遏止的愤世之情。通篇全用议论，语言短促有力，明白如话，对世态人情的描摹刻画入木三分，设喻生动贴切，增强了全诗的形象性，使这首说理性很强的诗变得生动活泼，而道理又说得明白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