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之开篇,刘过便直抒胸臆。“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大,着身何处。”词人认为能理解自己心中抱负的知音太少,天地虽大,却没有英雄豪士的立身之地。朝廷偏安江左,作为主战派一员的刘过“上皇帝之书,客诸侯之门”,却始终未得重用,他甚至曾上书宰相,向其陈述恢复中原的方略,却从未被采纳。作为一名有血性的爱国志士,抱负无处施展,理想无法实现,前两句大气磅礴的语势之下,是词人无尽的苍凉和无奈。
“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作者感慨,年华已逝,岁月渐老,如果真要等到“功成”才肯“身退”,那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归隐。这两句词人直接倾诉,读之甚为苦涩。在文恬武嬉的南宋王朝,主和派手握重权,主战派处处被压制,刘过想要举兵北伐,建功立业实为不易。
接着,词人开始就“着身何处”这个问题展开论述,表达其归隐江湖的理想。“多景楼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这三句,词人通过想象,抒发自己的感情。作者提到景色壮丽的多景楼和垂虹亭,想象在秋雨中醉眠的乐趣,实际上寄托的是他对归隐生活的渴望,景虚而情实。
词人一直以建功立业为人生目标,最终却枉费十年辛苦。入仕做官,手握实权是举兵恢复中原的第一步,作者胸怀恢复之志,多年努力,却仍未获得一官半职。如今,年事渐高,所以心生幽怨和感慨。十年辛苦之所以被“枉费”,实是因为他不得赏识,报国无门。
“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作者在此开始解释他报国无门、立身无处的原因。之所以“十年枉费辛苦”,未求得一官半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华,不能向皇帝呈辞献赋,也不是因为他不能上书北阙,陈述治国安邦的方略,而是因为皇帝不肯赏识、重用他。词人虽然非常积极努力,却奈何“天未许”,最终只“赢得衣裾尘土”,其落魄失意的窘态令人备感心酸。此处语言犀利,怨意颇深。
词人与辛弃疾相聚之时,追欢卖笑;离别之际,不提友情,不言世事,只谈相聚时的美好;“白璧”三句足见二人交情之深。最后,作者用张翰之事来表明其归隐之意。“莼鲈江上,浩然明日归去。”在说尽满腹悲愤牢骚之后,作者提出了别后归隐的意愿。整首词如此结束,主旨严明,辞意俱尽,似水到而渠成。
临别之时,面对友人,人称“天下奇男子”的刘过自述生平抱负,感叹怀才不遇,倾吐满腹悲愤。整首词慷慨激昂,风格粗犷,狂逸之中又饶有俊致,感染力极强。
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
公元810年(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得罪了权贵,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在江陵期间,写了五首《放言》诗来表示他的心情:“死是老闲生也得,拟将何事奈吾何。”“两回左降须知命,数度登朝何处荣”。过了五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时元稹已转任通州司马,闻讯后写下了充满深情的诗篇《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来奉和。此诗为第二首,诗主要讲祸福得失的转化。
这首诗包含了矛盾转化的朴素辩证观点。应该指出的是,矛盾的互相转化是有一定条件的,没有一定条件,是不可能发生或实现转化的。诗中所讲的《塞翁失马》的故事就是这样。塞翁的马失而复还,而且还带回一匹好马,这是福;但是后来,其子骑马又摔坏了腿,福于是变成了祸。其中,这个儿子去骑马,或是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安全措施,或是由于他的骑术不高明,摔下马来,这就是其福转化为祸的条件。而“马失应无折足忧”的说法,只讲转化,忽略了转化的条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是不足取的。当然,这是诗句,不可能讲得那样细致,后人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