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秋夜抒怀之作,具有李后主词的一般风格。它没有用典,没有精美的名物,也没有具体的情事,有的只是一种顾影自怜,空诸一切的观念。一切都是那么朴素,那么明白,却又令人低回与困惑。大约是词人后期之作吧。读这类词,最要玩味其中环境氛围的创造,和抒情主人公浅貌下的深衷。
“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开头两句是说,昨天夜晚,风雨交加,遮窗的帐子被秋风吹出飒飒的声响,窗户外传来了令人心烦的风声雨声,整整响了一夜。首两句写秋夜风雨,完全是白描化的。表面看来,风雨大作,怪嘈杂的,其实除了“飒飒秋声”外,此时更无别的声音,反而见出夜的寂静。令读者觉得其境过分清冷,几乎要倒抽一口冷气。此种词句,最见后主本色。
“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这两句是说,蜡烛燃烧得所剩无几了,壶中水已漏尽,我不停的多次起来斜靠在枕头上。躺下坐起来思绪都不能够平稳。这两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这人物给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他过于清醒,他熬到“烛残”,听得“漏断”(更鼓歇),可见是一夜未曾入眠了。这清醒状态的描写,正好逼出下片的感慨。另一个印象便是它方寸烦乱,“频欹枕”的“频”字,表明他在床上是辗转反侧,五内俱热。后来干脆不睡了,但内心仍不平静,表现在动作上便是“起坐不能平”。他到底为什么,这恰恰是词人不喜道破的。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这两句是说,人世间的事情,如同流水东逝,说过去就过去了,想一想我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以前荣华富贵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过片之后,全属抒情。这也许是最一般最普遍的人生感慨了,但对于不同的人,其中包含的人生体验之具体内容,则可以是各各不同的。此即《维摩经》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各各随所解”。后主词所以能引起后世众多读者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这两句中的“漫”(作空解)、“算来”,表现出一种空虚、疑惑、迷惘感,是很传神的。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末两句是说,醉乡梦里平坦,也无忧愁,可常去,别的地方不能去。主人公无法摆脱人生的烦恼,却是因为他太清醒,太执着。最后两句,说穿了便是一醉解千愁,可词人换了个比喻性的说法——“醉乡路稳”,则其反面是醒者行路之难,故云“此外不堪行”。
全词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李煜后期作品的特色:情感真实,清新自然。尤其是这首词,作者对自己的苦痛毫不掩饰,把自己的人生感慨明白写出,不假饰,不矫情,简洁质朴,有现实感,虽然思想情调不高,但艺术价值不低。
此词抒写的是居者思行者的情怀,但它同其他同类主题的作品比较,在技巧上自有特色。作者在词中运用层层开剥的手法,把人物面对的情感矛盾逐步推上尖端,推向绝境,从而展示了人生当中不可解脱的一种深沉的痛苦。
上片起首两句将物与人比照起来写,意谓往昔所用香粉虽给人以残旧之感,但物仍故物,香犹故香,而离去之人的感情,却经不起空间与时间考验,逐渐淡薄,今不如昔了。上片歇拍两句,是上两句的补充和延伸,举出人不如物、今不如昔的事实,那就是行人春天初去时还有几行书信寄来,到了秋天,书信越来越稀少了。上片四句,即物思人,感昔伤今,抒写了女主人公对行者薄情的满腔怨恨。词的下片转而叙述女主人公夜间的愁思,抒写其处境的凄凉、相思的痛苦。
过片两句,写词中人的情感体验,赋予客观的物象—— 衾与枕以女主人公清冷、孤寂的主观情感,将女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渲染得淋漓尽致。这里写衾与枕而着眼于凤与鸳,还有其象征意义,是词中人因见衾、枕上绣的凤凰、鸳鸯而想到情侣的分离,以凤凰失侣、鸳鸯成单,来暗示自己的处境已经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愁肠”一句,是其人在愁肠百结之际希冀在酒醉中求得暂时的解脱,这是她可能找到的唯一消愁的办法。但这里只说“待酒舒”,未必真入醉乡,而酒也未必真能舒愁。联系下两句看,其愁肠不仅未舒,更可能徒然加重相思之情和幽怨愁恨。
下片前三句写衾冷枕孤,遣愁无计,应是入夜后、就寝前的感触。结拍两句,写一觉醒来时的空虚和惆怅。既然人已成各,今已非昨,而又往事难忘,后会难期,那就只有在入睡之际,寄希望于梦中与相思之人重温旧情了。尽管梦境幻而非真,虚而非实,梦回后反而会令人惘然若失。但梦里倘能相见,总也聊胜于无。可是,最可悲的是,夜来空有相思,竟难成梦,连这一点片刻的虚幻的慰藉也得不到,就更令人难以为怀了。这结拍两句是翻进一层、层层逼进的写法。上句说已看穿了梦境的虚幻,似乎有梦无梦都无所谓,绝望之情已跃然纸上,而下句一转,把词意又推进一层。从下句再回过来看上句,才知上句是衬垫和加重下一句的,也可以说是未发先敛,欲擒故纵,从而形成跌宕,显示波澜。这种写法,有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之妙。
冯煦在《六十一家选例言》中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此词即堪称用语浅淡,味致深浓。作者在词中采用层层深入、步步紧迫的手法,将思忆之情、怨恨之痛抒发到无可回旋的地步,使人产生异样的黯然情绪,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