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三章内容基本相同,为了协韵,也为了逐层意思有所递进,各章置换了少数几个字眼,这是典型的一唱三叹的《诗经》章法。
“敝笱在梁”作为各章的起兴,意味实在很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捕鱼也需有严密的渔具。鱼篓摆在鱼梁上,本意是要捕鱼,可是篓是如此地敝破,小鱼、大鱼,各种各样的鱼都能轻松自如游过,那形同虚设的“敝笱”就没有什么价值。这一比兴的运用,除了讽刺鲁桓公的无能无用外,也形象地揭示了鲁国礼制、法纪的敝坏,不落俗套而又耐人寻味。另外,“鱼”在《诗经》中常隐射两性关系,“敝笱”对制止鱼儿自由来往无能为力,也是兼指“其子”即文姜的不守礼法。
文姜作为鲁国的国母,地位显赫尊贵,她要回娘家其国探亲,本来也在情理之中。而她却在其国伤风败俗,与其兄乱伦丢丑,自然引起人们的憎恶唾弃。可是,这种厌恶之情,在诗中并未直接表露,而仅仅描写了她出行场面的宏大,随从众多“如云”“如雨”“如水”。写得她风光旖旎,万众瞩目。如果她贤惠,这种描写就有褒扬意味。反之,她就是招摇过市,因而这种风光、排场、声势越描写得铺张扬厉,在读者想像中与她的丑行挂上钩,地位的崇高与行为的卑污立即形成强烈反差,讽刺与揭露也就越加入木三分。从亮色中、光环中揭露大人物的丑恶灵魂,是古今中外艺术创作中一条成功门径。杜甫诗《丽人行》也正承袭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而取得极大成功。
“如云”“如雨”“如水”这三个比喻是递进的因果关系,逐层深入,次序不能颠倒,也可理解为感情抒发的逐步增强。在这盛大随从的描写中,还另具深意。方玉润独具只眼,透过字面看出诗中还有鲁桓公在。不仅文姜有过,鲁桓公疏于防闲,软弱无能,也有相当可“笑”之处。
这首词为感愤时事之作。全词绘景、吊古、抒情,逐层叙写,一气贯穿,自然浑成。
上片侧重写景,景中含情,其中“满园罗绮,满城箫笛”的热闹场景与“花树得晴红欲染,远山过雨青如滴”的美好景致,皆足以动人游兴,让人兴奋,但却与宦途不顺的吴氏兄弟的郁闷心情不相协调,反而引出了他们的客居之愁。前两句写乌衣园及金陵城内游人如织的赏春盛事,后两句对仗工整,将此时节的美丽风景描绘得尤为绘声绘色。“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在这乌衣园内的池阁馆榭间游玩的是些什么人呢?其中就有我这来自江南的游客。上片结句以一问答引出自己客中游园的身份,乐尽悲续,引起下片的身世之慨。
下片转入怀古抒情,郁闷之情贯穿全篇。“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两句以“乌衣”并提,但巷犹昔,事难觅,对比十分鲜明。王谢的德行已成历史,不复存在,所以难觅。来到此地,只见小巷依然,触景生情。“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只有春来秋去的燕子年年来此凭吊一番, “晚烟斜日”景象何其萧条。燕子当年经历过乌衣园的繁盛,如今又看到它的冷落,作者的今昔之感借燕子作了具体呈现。这里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但用意不同。刘诗旨在奚落、讽刺,这里是景仰、怀念。“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语出辛弃疾《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词中“直须抖擞尘埃”句。“这里“尘土债”与“英雄迹”对照,显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沦下僚、尘驱物役的苦闷和愤慨;“英雄”二字显示出兄弟二人不同于那些“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的世俗之人,他们悲愤的是壮志难酬,追求的是干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此二句将怀古之情拍合到自身的宦海沉浮之感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多少英雄业绩俱已成为过眼烟云,又不禁心生悲凉。这两句把这种思想感情的曲折表现。“且芳尊随分趁芳时,休虚掷。”感情并非消极低沉,而是故作反语,表现自己济时报国的“英雄”事业难以实现的悲愤。这正言若反手法的运用,使得全词的感情更显沉郁凄劲。
词有沉郁顿挫之致,感情的抒发由隐到显,诼弗展开。含蕴深远。颇耐人寻昧。笔调洒脱凝重,与辛词风格相近。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这是一首咏史词,借叙述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豪放中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
从全词看,基调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荡气回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找生命永恒的价值。
在这凝固地历史画面上,白发的渔夫、悠然的樵汉,意趣盎然于秋月春风。江渚就是江湾,是风平浪静的休闲之所。一个“惯”字让人感到些许莫名的孤独与苍凉。幸亏有朋自远方来的喜悦,酒逢知己,使这份孤独与苍凉有了一份慰藉。“浊酒”似乎显现出主人与来客友谊的高淡平和,其意本不在酒。古往今来,世事变迁,即使是那些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也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且谈且笑,痛快淋漓。多少无奈,尽在言外。
大江裹挟着浪花奔腾而去,英雄人物随着流逝的江水消失得不见踪影。“是非成败转头空”,豪迈、悲壮,既有大英雄功成名就后的失落、孤独感,又暗含着高山隐士对名利的淡泊、轻视。既是消沉的又是愤慨的,只是这愤慨已经渐渐没了火气。面对似血的残阳,历史仿佛也凝固了。“青山依旧在”是不变,“几度夕阳红”是变,“古今多少事”没有一件不在变与不变的相对运动中流逝,从“是非成败”的纠葛中解脱出来,历尽红尘百劫,太多的刻意都可以抛开,太复杂了倒会变得简单,在时、空、人、事之间的感悟中,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历史固然是一面镜子,倘若没有丰富的甚至是痛苦的残酷的人生体验,那面镜子只是形同虚设,最多也只是热闹好看而已。正因为杨慎的人生感受太多太深,他才能看穿世事,把这番人生哲理娓娓道来,令无数读者产生心有戚戚的感觉。
既然“是非成败”都如同过眼烟云,就不必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不如寄情山水,托趣渔樵,与秋月春风为伴,自在自得。作者平生抱负未展,横遭政治打击。他看透了朝廷的腐败,不愿屈从、阿附权贵,宁肯终老边荒而保持自己的节操。因此他以与知己相逢为乐事,把历代兴亡作为谈资笑料以助酒兴,表现出鄙夷世俗、淡泊洒脱的情怀。无论过去,当下,还是以后,追逐名利似乎总是一些人的生存方式,然而名缰利锁又往往令人痛苦不堪,难以自拔。
当然要建功立业,当然要展现英雄气概,当然要在无情的流逝中追求永恒的价值。但是既要拿得起,进得去;还要放得下,跳得出。要想看清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清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和可能起到的作用,深度和远见都必须在生活中不断磨炼。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任凭江水淘尽世间事,化作滔滔一片潮流。历史总要不断地向前推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逝者如斯,谁也留不住时光的脚步。可是人们却不甘就这样顺其自然,随波逐流。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这两句尤其经典,作者经历了70多年的人生,看穿了看透了,他就就是词中的白发渔樵,坐在历史长河边的沙滩上,看历史长河滚滚东流,此刻时间凝固了,他以旁观者的心境,看季节的变化,看时代的更迭,顿觉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你留也好,去也罢,四季照样变化,朝代照样更迭,生命照样老去。面对短短的人生,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去强求什么呢?此刻的心境虽然无奈但又何等的洒脱。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人的一生,你穷也好,达也罢,你得到的、你失去的,不也就在生命消亡的同时烟消云散了吗。所以,只要有一壶浊酒,有几个知己,就应该很满足了。
词中有两句将词的意境即作者的心境推向了极致,其一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其二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作者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出的结论就是:“是非成败于人生而言,只不过都是笑谈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