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认为蒋鹿潭词不专尚比兴,常直言本事,是“真实力量”。又称这首《唐多令》“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词学通论》)。确实,此词篇幅无多而境界苍凉,置之两宋词中,绝无愧色。
读这首词,感觉其沉郁悲深,雄浑精警,全得之于时空上的大跨度。上片从写景入手:“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枫丹芦白,是深秋景色,如唐白居易《琵琶行》诗起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里借用,无非交代季节,但色彩瑰丽,与下一句“系扁舟、同倚朱阑”的温馨情调又相洽合。既云“扁舟”,则地近水边可明,上句“芦花”便有了着落,下面回忆往昔的生活场景也获得了起点。鹿潭早年生活于道光年间,时局尚称清平,翩翩少年,风流名士,尝有与佳人同游之乐。张尔田《蒋鹿潭遗事》说他用钱无度,“歌楼酒馆,随手散尽”;他与爱妾黄婉君甚为相得,每有新词,命婉君歌唱,自己吹箫,颇有南宋词人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的风韵,晚年因婉君不能安于贫贱,过吴江垂虹桥为婉君饮药而死。据说死后其子落拓淮上,得受鹿潭当年恩遇的扬州某名妓资助。可见他真是一个深于情的人,“同倚朱阑”是写其当年冶游的实情。“听落叶”而“忆长安”,用唐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句意。宋周邦彦也曾用入《齐天乐》词中:“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贾岛诗句本是表友朋间欢聚而又离别之意,鹿潭用在此处既切合眼前萧瑟秋景,又承“少年歌舞地”而下,回想当年欢场,已如烟似梦,言语中颇有自悔“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同时忆及早年满怀壮心,进北京(即“长安”所指)博取功名,却未能遂愿,又不免生出了老大无成的几许无奈。
下片思绪仍折回当前:“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渲染一派寒秋境界,号角曰“哀”,秋霜曰“深”,楚水曰“寒”,下字用语,斟酌锻炼。尤其“背西风、归雁声酸”一句甚有功力,雁声曰“酸”,当然是辛酸的意思。词人调动起读者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创造了异样出色的艺术效果。与上片的秋景相比,可见时过而境迁,情异而景亦随之而变,显得黯然失色了。此词写时局的险恶,写人心的动荡,写自己的殷忧,却不直言之,但又不用比兴寄托,却在号角的凄哀、雁声的辛酸中,甚至是夜霜的浓重、江水的寒洌中,传达出了那个兵燹遍地的年月特有的时代特征。有人将这首词的内容强牵扯到“忧国忧民”的主旨上去,未必是合乎词人本意的确解,然而,说他着重表现了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切感应,我想是符合事实的。结拍仍以景传情:“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化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句意,抒蒿目时艰之感。“石头城”明点南京,“旧江山”暗示南京已经陷落,考诸时局,当然词人指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这一重大事件。上、下片将昔之盛时与今之衰时对照,将昔年北京之歌舞承平与如今南京之江山变色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笔力如椽,境界苍凉,陈廷焯谓鹿潭词于南宋诸家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白雨斋词话》),大概是就其词的感事伤时而言;唐圭璋说其词格“峭拔像白石”(《蒋鹿潭评传》),恐是就其笔力而言,而境界之苍凉似又过之。
这首小诗写得清雅别致,题为“柳”,全篇不带一个“柳”字,却处处有着“柳”的影子。开头“晓带轻烟”四个字为整篇诗作定下了轻淡飘渺的色彩基调。“晚凝深翠”,颜色浓了一些,晨光过后,带了一些暮色。
“长条别有风流处”,这句显得极有动感,同时又饱含着诗人的情感。柳条长飘的动作化在“风流”二字中。
最后一句是柳丝的画面,“密映钱塘苏小家”,好一幅江南春色图。
身为政治家的寇准竟也能够写出如此清新别致的诗作,而且毫不做作,感情自然地流露。想来该是政治生涯的疲倦吧!
唐时长安的菊花,尽管不象牡丹那样“花开时节动京城”,有“真国色”之誉,但毕竟曾盛极一时,为许多诗人所吟唱。至今,西安兴庆公园中的菊花仍繁衍不绝,声驰中外,唐代遗风依约可见。
本诗的作者思念京都长安,却将菊花特提,并满庭植菊,以寄托忆念之情。看来,诗人是有意将长安与菊连在一起,在婉转地透露其心曲。据有关资料载述,诗人性格疏旷,不拘小节,曾为西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时常感慨唐末世之衰,对开元盛世追慕不已,谓:“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长安清明》)。诗人在这里忆念长安菊,或是藉以发抒追昔怀旧之情吧!开首的二句,一“因”一“果”,呼应成趣,章法细密谨严。而且.以对话的语势叙事抒情,也给人以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而对红兰,诗人则是另一副态度,在告诫它:切莫因菊花的颜色素雅而恣意轻慢,菊花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有过龙山泛酒的小凡经历呢。龙山泛洒,据《世说新语》注引《孟嘉别传》载,盂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官僚咸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嘉薄饮,愈多不乱,自言得酒中真趣。并未述及采菊泛酒事,但是,古时有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洒”(《荆楚岁时记》)的习俗,诗人盖将二事糅为一体,意在强调菊花的不同凡流。
本诗看去是平直叙述,无多机巧,实则寓曲于直,多弦外之音。大概诗人有过被人轻慢的经历,故而暗以菊相标榜,忆起“白马似冷朱绂贵,彩衣遥惹御炉香”(《寄右省李起居》)的京师生活,才有“龙山泛酒”之喻。借咏菊婉曲地表述了他郁闷不平的心理。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