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词的上片，着重写作者出关后初见桃花的欣喜心情。词的开头两句写塞外春寒料峭。“四月”点明时值暮春，“出榆关”点题，“瘦骨”和“单衣”从两个不同侧面衬托出塞外特有的春寒。“看地尽”二句承“海风吹瘦骨”，写塞外风狂飙猛、飞沙走石的气候特点。“山侵”二句承“单衣冷、四月出榆关”，写群山延伸至渤海、万里长城连绵起伏的地势特征。开头六句，于荒寒中又寓有它特具的辽阔与壮美，格调浑厚。“人何在”七句写塞外春色。“人何在”一句反诘，写明这里人烟稀少，也表明诗人此时心境的孤寂。“柳柔摇不定”，写明在内地已是芳菲落尽、大地春归的时市，这里却是杨柳尚未吐叶丝，还是早春稚柳，没有到密叶藏鸦的时候。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青青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捕捉住“柳柔摇不定”这个典型形象，便颇为简洁地写出了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杨柳在凛烈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而“草短绿应难”一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了一幅笔墨，边寨小草才刚刚泛青，还是早春景色。诗人用一“难”字，抒写了感叹边地荒寒，希望尽早看到芳草绿遍天涯的心情。就在诗人急于寻觅边地春意的时候。他蓦然发现，在那低矮的断壁残垣旁，弯曲的小湾边，有一树桃花在迎风怒放。它给萧条冷落的塞外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使羁旅边地的行人感到莫大的欣慰。它好象是为了迎接远方的来客，才“向人独笑”的。这种拟人化的手法，使作品情趣盎然，可渭传神之笔。“桃花向人笑”，情景热烈。但配之以“一树”与“独”，热烈之中又包含着寂寞。“独”字生动地写出了边塞天冷花稀的特有景色。这里尚未到百花吐艳春意浓郁的时分，一般树木枝峭上还是空疏疏的，空气里的花香仍夹带着料峭的春寒，蜜蜂不见飞来采蜜，只有一堵颓垣和一湾曲水相伴。在这种情景下，独自盛开的桃花，不仅没有感到孤寂，反而以热烈的情怀向人绽开了笑脸。这一“笑”字，活画出桃花蔑视严寒的刚毅风姿。诗人的喜爱之情漫溢到这树桃花的每一枝枝条上，于是客观的物象又蒙上了人的主观心境的投影。诗人把桃花写得如此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摇不定”与“海风”相呼应，“草短”与“冷”相呼应，使作品前后浑然一体。用“一树”“独笑”与“惊沙北走”相对比，再用“颓垣短短，曲水弯弯”加以映衬，更显出塞外的荒寒和桃花不畏寒冷的坚强品格，表现了词人对桃花的赞美与喜爱，微露惜春之意。
词的下片着重抒写惜春的感情。“东风”三句，写作者由关外桃花，联想到京城的春意阑珊，惜春之意渐浓。“不为”六句写作者喜爱桃花的原因。作者先说“不为寻春较远，辜负春阑”，说明自己并不是为了躲避京都的落红无数的残春景象才到关外寻春，才分外喜爱桃花的，然后用“念玉容寂寞，更无人处，经他风雨，能几多番”直接点破原因：作者看到桃花寂寞地开放在荒无人烟的空旷塞外，没有人欣赏她那美丽的“玉容”，况且京都三月末，春意就渐渐消逝了，这桃花“更能消几番风雨”（宋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作者不由得同情起桃花不幸的命运来。结尾两句用想托西来驿使给京都带回一枝塞外桃花的心理描写，把对惜春感情的抒写推向了高潮。
这首词以塞外的荒寒和雄伟的地势作为大背景，以“颓垣”“曲水”作为小背景，写出了桃花不畏严寒狂风的坚毅不屈的风姿，再以京城的春阑反衬桃花的命薄如纸，用欲托人捎回京城以使桃花芳姿长在，来表现词人对桃花的无比爱怜，从而细腻而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惜春的感情，显示出作者取材的新颖与构思的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