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两句描写了月光下漫步在林苑里的主人公的形象；后两句写受惊的群鸟飞越树林，轻风隔水吹来阵阵花香。全诗描绘了一个有着灵动鸟影、醉人花香的春夜园林，语言浅近、静谧清新。
诗的前两句，描写了月光下漫步在林苑里的主人公的形象。春天苑囿，明月徘徊，傍晚在竹子环绕的厅堂里聚会，体现了诗人此时月下漫步的悠闲。
后两句写受惊的群鸟飞越树林，轻风隔水吹来阵阵花香。“惊鸟排林度”，是瞬间的美景，作者快速地抓住了这一景象的韵味，此处也了作者对于外界的偶然事件及瞬间美的敏感性，技巧非常高明。而紧接着的是夜风带来的花香。如此，有着灵动鸟影、醉人花香的地方，一个优美、浪漫的世界出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这一组曲子名曰“题情”，共六首。前三首写女子的相思，后三首写男女的相会。它们是互有关联而又能独立成篇的作品。
第一首写初恋少女被情人撩起情感的风波后又遭冷淡时的复杂心情。前两句说女主人公将银白色的信笺细细折来，然后轻拈有着美丽斑纹的毛笔，打算一字字一行行地抒写自己的心事。而她的心事，用一个词概括，就是“离恨”。第三句是女主人公的自叹之词，她初尝相思滋味，无计消除，而自悯自怜。最后两句说明女主人公这般相思这般恨，原来是因为她得到心上人的首肯。早已亲口许肯，却依然被“迤逗”，因而女主人公爱怨交加，恼恨绵绵。
第二首和第三首可以看作是第一首中“迤逗”的具体内容：懒理鬓云、慵施脂粉；慵拈粉线，懒酌琼浆；还常常要在长吁短叹声中落泪。这样就生动地勾勒出一个陷于相思的情网中人的形象。
第四首，表现女主人公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美好爱情的强烈愿望，语言质直有力，颇有古代民歌小调色彩。“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说明任何好事都像瓜儿要先苦后甜一样，历经磨难方能成功。这后一句是元人习用俗语，常被曲家引入作品中。“奶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越间阻越情忺。”古代少女居于深闺，从小就被家长严加看管，但是人的自然天性、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却关锁不住。最后女主人公的态度表达得极为分明，口吻犀利，活现出一个大胆、热烈，敢于藐视礼教、冲破封建罗网的女子形象。
第五首写女主人公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蔑视。封建社会迫使青年男子追求功名，应试中举，不知拆散和破坏了多少热恋的和新婚的青年男女。女主人公的大胆举动，看似轻浪，实际是对科举制度破坏爱情幸福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青年男女的共同愿望。
前五首都是女子的口吻，而第六首则是男子的声音，从男子角度表现这一对男女相爱的热烈程度。最后两首极具生活情趣，连起来看像是两组电影镜头，有声口，有场面，有俏皮的捣乱，有情急的嗔怪，十分生动。
第一首诗写吴越女子相貌的妩媚可爱与穿着的异样。首句的“长干”是地名。王琦注云：“建邺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吏民杂居，号长干。”但应当指出，此诗只是借用此语，以“长干”代指一般的“吏民杂居”的里巷，以区别于名门贵宅，其作用仅在于说明“吴儿女”的身份是普通民间女子而非达官望族的贵妇与闺秀，不必拘泥。“眉目艳星月”形容女子眉清目朗，比星月还要美丽。“艳星月”是艳于星月，即比星星月亮还明朗可爱之意。“眉目”与“星月”对举，在理解上要分开，实际是说秀眉若弯月，眼似明星的意思，语言十分洗炼精确。后两句写女子穿着的特殊。她们竟光着脚丫穿着木屐，连双袜子也没有穿。一双素足裸露于外，肤色哲白，若霜雪一般。展是木制鞋，中国自晋代时女子便已穿用木屐了。《晋书·五行志》：“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圆者顺之义，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无别。则知古妇人亦著屐也。”可见李诗中所写是实景。
第二首诗写吴越女子天真活泼的姿态及调皮卖俏的开放型性格。大意是说，吴地的女子皮肤白嫩，她们都爱好做荡舟这种游乐。荡舟之时，她们还不时地朝水面上往来船只中的客人眉目传情暗送秋波，或者拿着折来的花枝向对方调侃戏谑。四句小诗把吴地女郎姣好的容貌和活泼开朗的性格描绘得栩栩如生。“卖眼”就是递眼神，俗语谓之飞眼，是年青女子向人传达情意的一种表示，这里用来表现吴地女子活泼泼辣的性格，很生动传神。
第三首诗所写则是另一种性格的劳动妇女。耶溪即若耶溪，唐时在越，州会稽县南。这位在若耶溪上采撷莲藕的女子与前一首诗中的吴儿大不相同，当她看见别的船上的客人时便唱着歌掉转船头，伴随着欢乐的歌声将小船划入荷花丛中，并假装怕羞似的不再出来。这位女子性格内向，虽然也怀有春心，却把这种情感深藏在内心，有点羞羞答答的。但其内心荡漾的春潮还是无法全部掩饰住的，诗人早已窥破其内心的隐秘，否则怎能写出“佯羞不出来”的诗句呢?“佯羞”二字极精彩，将少女欲看青年男子又羞涩不好意思的心理与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透过这两个字，仿佛可以看到在密密层层的荷花丛中，那位采莲的姑娘正从荷花荷叶的缝隙中偷偷地窥视着客人。鲜艳的花朵与美人的脸庞相互映衬，这和谐美妙的景象真令人魂梦心醉。于此可以看出，这首小诗虽很浅白，但蕴味却很隽永。
第四首诗写一对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又无缘接近，难以倾述衷肠的怅恨。这里的“东阳”、“会稽”均是地名。东阳唐时属婺州（今浙江东阳），会稽属越州（今浙江绍兴），二地相距起码在一百公里以上。诗人在这里写出这两个地名无非是说这一对小青年素昧平生，原来并不相识，不必拘泥理解为东阳的姑娘遇到了会稽的小伙。“白地”是当时俚语，今天依然沿用于民间，即“平白地”，无缘无故的意思。全诗大意是说，一位肤色白净的姑娘与一位荡着白色小舟的小伙子不期而遇，二人一见钟情，眉来眼去中似乎有许上心曲要倾吐，但因天色尚早，无由进行交谈幽会，不禁现出肝肠欲断，非常焦急的神色。“月未堕”是明月在天，可望而不可即之意。还应指出，李白在此诗中为何偏偏拈出“东阳”、“会稽”这两个地名呢?这可能与他化用前人诗意有关。王琦认为李白此诗由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二诗中化出，是有道理的。谢诗其一曰：“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明月在云间，迢迢不可得。”其二曰：“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何，月就云中堕。”无论从词语的相同还是从意境的相似，都可以看出李白此诗确是由这两首诗概括点化而出。
第五首诗写越女顾影自怜的娇媚姿态。唐时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交界处，如今此湖已不复存在。诗的大意说，镜湖的水面澄澈，如皎洁的月光，耶溪地方的姑娘皮肤洁白，似晶莹的霜雪。穿着新妆的姑娘在明净澄清的水面上荡舟戏耍，那婀娜妩媚的倩影倒映在水间，显得更加娇妖可爱；那明净的湖水中滉漾着美的身影，增添了无限的色彩与情趣。人因水而更美，水因人而益清，相得益彰，这种情景不正是所谓的“两奇绝”吗?把人和景物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相互映衬，构成一副美丽动人的艺术画面，确实可谓是“别有情致”的。
这五首小诗虽总题名为越女词，但所咏实非一时一地之事，当是诗人初游吴越时所见的几个情景的个别记录。因吴越疆域毗连，自然地理状貌与民情风俗相似，而且这五首小诗的形式与语言风格亦颇相近，故统而言之也未尝不可。还应指出，五首诗选择的角度不同，塑造的人物性格各异，但组合在一起却可以给人一个总的印象，即吴越女子相貌美丽，肤色皙白，性格淳真开朗，朴素大方。她们挚爱人生，热烈大胆地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眉目艳星月”的“吴儿女”也好，“卖眼掷春心”的“吴儿”也好，“佯羞不出来”的“采莲女”也好，都能给读者留下很强烈的印象。在表现方法上，作者善用白描的笔法，抓住带有特征的景物和富有典型性的生活细节，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个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笔墨很洗炼简洁。语言方面自然流畅，毫无雕琢板滞之感，清新可爱。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