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景，借鸟语传情。辛弃疾对他的重新出任，并没有一般失意文人在偶然得意时的那种“春风得意马啼疾”的快感。相反，他写了这样一个开头：“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当他在春山间行走时侧耳倾听，杜鹃鸟一声声长啼，很有抒情意味，仿佛是为他而写下的抒情诗一样。然而杜鹃的啼鸣，古人都以其声如“不如归去”，能动旅客怀归之思。那么作者只见它送行的殷勤，不觉它劝归的意思，显然是在装糊涂。这里说“送行”，是嘱他别忘归来之意，表达了作者未出行即思归乡的心境。末句突然一个反顿：“朝来白鸟背人飞。”借白鸟见他出山，就因怨愤背飞而去来显化自己的矛盾心情。这里仿佛是目遇心感，随缘而得，但其实是经过构思，富有深意的。因为第一，作者用了自己的旧典：当年他初隐带湖，就在词里表示过与盟鸟结盟，永不背叛，（《水调歌头·盟鸥》）而今居然食言了。第二，作者还借用《列子》典故，表明当人有了机心之后，白鸥自会识破而远飞避害。而今白鸥见他就背飞而去，显然是不满于他那欲有作为的机心。所以白鸟这个意象，虽然取象于当前，但一能显示他的自笑机心，二能显示他的自笑背盟，措意曲折而深隐。
下片写情，借典故寄意。前两句，借汉代隐士郑子真屡受诏书而不肯出，东晋大隐士陶渊明一挂冠即至死不仕的典故，表明当年自己也曾像郑子真，陶渊明一样，隐于岩石下，手把菊花饮。末句突然一个反转，以前人讽刺同隐者违约出仕而作的《北山移文》，来自嘲自己的愧对山中故人，不能像郑子真，陶渊明一样坚定其志，却是半道背盟了。这次出山，与其说是为国家建功立业，不如说是对这些年来久已习惯了的“隐逸生涯”的背叛。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待山中故友起而讽刺自己，就已经感到这种大谈归隐之趣后再出仕的行为可吃可羞，说“而今堪诵”，这表明，作者此时确实面临着心理上的压力。这压力，是作者用世与避世的矛盾心情的充分反映。
这首词在表现手法上，借物借事传情达意，把准确和曲折的效果相结合。在结构上，上下两片都采用前二后一的逆转句式，使重心落在每片的末句。而两片之间，结构对称，表意均衡，显得整饬、有力。
整首词善于铺叙，在有条理、有层次的铺叙之后，突然插入一笔，由一方设想另一方，构成“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妙境。
上片首句“情若连环，恨如流水”，起调是一组并列对句，以连环、流水为比，说此“情”、此“恨”休断无休。接着以一组扇面对句，说相思的具体情状。依律，这组扇面对句，当以一领格字提起，此处连用两个“也”字，用以铺排叙说，一曰瘦，有如宛约一般，腰围减损，再曰鬓发斑白，有如潘岳一般，因见二毛而发愁。“总是”二句，却以散句入词，接下句，均为直说，点明上文所说“瘦”与“愁”的原因，是“好事教人休自由”。“好事”，当指男女间欢会等情事。因为时时刻刻惦记着这许多情事，无法自主，所以才有这无穷无尽的“情”与“恨”。最后，词进一步点明，主人公所“追想”的“好事”就是“前欢”与“后会”，前欢已是杳无踪迹，休可追寻，而后会又遥遥无期，难以预卜。“杳杳”、“悠悠”，与“连环”、“流水”相呼应，将所谓“情”与“恨”更加具体化。上片说的全是主人公一方面的相思情况。
下片变换了角度与方位，既写主人公一方，又写对方，并将双方合一起写。“凝眸。悔上层楼。谩惹起新愁压旧愁。”是过片。一方面承接上片所说相思情景，谓怕上层楼，即害怕追想往事，惹起“旧愁”；一方面启下，转说当前的相思情景，新愁与旧愁交织一起。词作说当前的相思情景，先说主人公一方，说主人公如何写情书，写好情书如何密封，封好以后如何秘密投寄“重重”，谓其密封程度，“密”，既有秘密之意，又表明数量之多，一封接一封，相距甚密。同时，词人说相思，还兼顾对方，料想对方接到情书，当如何时时开看，“一看一回和泪收”。“料”字明谓假设。至此词戛然而止，言已尽而味有余。
这首词以铺叙手法说相思，反反复复地说，虽只是“相思”二字，却并休单调乏味。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除了真切体验之外，还在于善铺叙。作者善铺叙，就是在有条理、有层次的铺叙之后，突然插入一笔，由一方设想另一方，构成“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妙境。这种作法是从柳永词中学得来的。
羽林郎，汉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卫军军官。诗中描写的却是一位卖酒的胡姬，义正词严而又委婉得体地拒绝了一位权贵家奴的调戏，谱写了一曲反抗强暴凌辱的赞歌。题为“羽林郎”，可能是以乐府旧题咏新事。
这首诗在立意、结构和描写手法上，与《陌上桑》有异曲同工之妙。写女子之美，同样采用了铺陈夸张手法；写反抗强暴，同样采取了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尾同样是喜剧性的戛然而止。但《陌上桑》更多的是用侧面烘托，从虚处着笔；这首诗则侧重于正面描绘和语言铺排。前者描写使君的垂涎，主要通过人物语言，用第三者的叙述；这首诗刻画豪奴的调戏，则是用一连串的人物动作，即“过我”、“就我”、“贻我”、“结我”，妙在全从胡姬眼中写出。太守用语言调戏，豪奴用动作调戏，各自符合具体身份。罗敷反抗污辱是以盛赞自己的丈夫来压倒对方，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胡姬反抗调戏则是强调新故不易，贵贱不逾，辞婉意严，所谓“绵里藏针”、“以柔克刚”。罗敷在使君眼中已是“专城居”的贵妇人；而胡姬在“金吾子”眼中始终都是“当垆”的“酒家胡”。因而这首诗更具有鲜明的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家奴”本不过是条看家狗，却混充高贵的“金吾子”招摇撞骗，这本身就够卑鄙之极了；而“酒家胡”虽然地位低贱，但是终究不必仰人鼻息过生活，在“高贵者”面前又凛然坚持“贵贱不相逾”，这本身就够高贵的了。于是，尊者之卑，卑者之尊，“高贵”与“卑贱”在冲突中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完成了戏剧性的转化，给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深思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