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大雅·民劳》一诗，朱熹《诗集传》以为“乃同列相戒之词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严粲《诗缉》也说：“旧说以此诗‘戎虽小子’及《板》诗‘小子’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辞，今不从。二诗皆戒责同僚，故称小子耳。”朱熹等宋代经学家每不从汉儒之说，自立新义，时有创见，但涉及君臣关系问题，却反而比汉儒保守。其实，正如范处义《诗补传》所说：“古者君臣相尔女（汝），本示亲爱。小子，则年少之通称。故周之《颂》《诗》《诰》《命》，皆屡称‘小子’，不以为嫌。是诗及《板》《抑》以厉王为‘小子’，意其及位不久，年尚少，已昏乱如此。故《抑》又谓‘未知臧否’，则其年少可知矣。穆公谓王虽小子，而用事甚广，不可忽也。”朱、严之说实不足为训。
此篇共五章，每章十句，均为标准的四言句，句式整齐，结构谨严。各章互相比较一下，可以发现，第一句皆同，第二句仅末字互相不同，第三句除第三章外余四章皆同，第四句皆不同，第五句皆同，第六句后两字不同，第七句皆同，第八句、第九句皆不同，第十句除第四章、第五章外余三章第一字均为“以”。这样的句式结构，具有明显的重章叠句趋势，本是《国风》中常见的一种基本格式，但在《大雅》中居然也有板有眼地出现，确实令人有些奇怪。不过说怪也没什么好怪，《大雅》虽以赋为主，但它与《国风）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大雅·凫鹥》《大雅·泂酌》两篇也是复沓式结构。只是《大雅·民劳》一诗篇幅要长得多，五章反覆申说，意味尤为深长，令人咀嚼不尽。
诗一开头，就说人民已经很劳苦了，庶几可以稍稍休息了。接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是说要以京畿为重，抚爱国中百姓，使四境得以安定；“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是说不要受那些奸狡诡诈之徒的欺骗，听信他们的坏话。第二、三、四、五章的“以为民逑”“以绥四国”“俾民忧泄”“国无有残”与“以谨惛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也是围绕恤民、保京、防奸、止乱几个方面不惜重言之。至于为什么每章都有“无纵诡随”一句放在“式遏寇虐”一句前面，严粲、钟惺都做过解释。其实，抨击小人蒙蔽君主而作恶，无非是刺国王不明无能的一个障眼法。不便直斥君主，便拿君主周围的小人开刀，自古皆然。确实，有了昏君小人才能作大恶，“极小人之情状”是给周厉王一个镜子让他照照自己。
《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