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此诗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鞭挞了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脍炙人口。
起句描写华清宫所在地骊山的景色。诗人从长安“回望”的角度来写，犹如电影摄影师，在观众面前先展现一个广阔深远的骊山全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宫殿楼阁耸立其间，宛如团团锦绣。“绣成堆”，既指骊山两旁的东绣岭、西绣岭，又是形容骊山的美不胜收，语意双关。
接着，场景向前推进，展现出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平日紧闭的宫门忽然一道接着一道缓缓地打开了。接下来，又是两个特写镜头：宫外，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宫内，妃子嫣然而笑了。几个镜头貌似互不相关，却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因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妃子”又因何而笑？诗人故意不忙说出，直至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非想知道不可时，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两字，透出事情的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明于此，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释，那几个镜头便自然而然地联成一体了。
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杜牧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不明白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形象地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妃子笑”三字颇有深意。春秋时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点燃烽火，导致国破身亡。读到这里时，读者是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无人知”三字也发人深思。其实“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皇帝更是知道的。这样写，意在说明此事重大紧急，外人无由得知，这就不仅揭露了皇帝为讨宠妃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也与前面渲染的不寻常的气氛相呼应。全诗不用难字，不使典故，不事雕琢，朴素自然，寓意精深，含蓄有力，是唐人咏史绝句中的佳作。
其二
唐玄宗时，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后伺机谋反，玄宗却对他十分宠信。皇太子和宰相杨国忠屡屡启奏，方派中使辅璆琳以赐柑为名去探听虚实。璆琳受安禄山厚赂，回来后盛赞他的忠心。玄宗轻信谎言，自此更加高枕无忧，恣情享乐了。“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正是描写探使从渔阳经由新丰飞马转回长安的情景。这探使身后扬起的滚滚黄尘，是迷人眼目的的烟幕，又象征着叛乱即将爆发的战争风云。
诗人从“安史之乱”的纷繁复杂的史事中，只摄取了“渔阳探使回”的一个场景，是颇具匠心的。它既揭露了安禄山的狡黠，又暴露了玄宗的糊涂，有“一石二鸟”的妙用。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是表现了空间的转换，那么后两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则表现了时间的变化。前后四句所表现的内容本来是互相独立的，但经过诗人巧妙的剪接便使之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暗示了两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从全篇来看，从“渔阳探使回”到“霓裳千峰上”，是以华清宫来联结，衔接得很自然。这样写，不仅以极俭省的笔墨概括了一场重大的历史事变，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事变发生的原因，诗人的构思是很精巧的。
将强烈的讽刺意义以含蓄出之，尤其是“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两句，不着一字议论，便将玄宗的耽于享乐、执迷不悟刻画得淋漓尽致。说一曲霓裳可达“千峰”之上，而且竟能“舞破中原”，显然这是极度的夸张，是不可能的事，但这样写却并非不合情理。因为轻歌曼舞纵不能直接“破中原”，中原之破却实实在在是由统治者无尽无休的沉醉于歌舞造成。而且，非这样写不足以形容歌舞之盛，非如此夸张不能表现统治者醉生梦死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此外，这两句诗中“千峰上”同“下来”所构成的鲜明对照，力重千钧的“始”字的运用，都无不显示出诗人在遣词造句方面的深厚功力，有力地烘托了主题。正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表现手法，使之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全诗到此戛然而止，更显得余味无穷。
其三
这是三绝句中的最后一首，也是一首讽喻诗。
“万国笙歌醉太平”，此言唐玄宗整日与杨贵妃在骊山游乐，不理朝政，举国上下也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倚天楼殿月分明”，此言骊山上宫殿楼阁高耸挺拔，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此句语带讥刺地说：想当年安禄山在骊山上觐见唐玄宗和杨贵妃时，在大殿中拖着肥胖的身体翩翩作胡旋舞，竟引发了杨贵妃爽朗的笑声。“风过重峦下笑声”，此言那笑声随风飘扬越过层层峰峦，在山间久久回荡。
据载：杨贵妃见安禄山作胡旋舞，心花怒放，竟收安禄山做自己的干儿子，唐玄宗也非常高兴，对安禄山分外器重，委任他为三镇节度使。但恰恰是他们的这位干儿子对他们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大唐帝国也从此滑向衰亡的深渊。
此诗含蓄委婉，笔调看似轻快，实则对亡国之君的荒淫误国给予了辛辣无情的嘲讽。
第一联，秋天万物衰落，草木凋敝，本来就是个愁苦的季节。而诗人独处他乡，秋风吹过海面带来的寒意勾起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吹我乡思飞”中的“吹”字不仅吹来了秋风，也吹起了诗人的忧愁。
第二联，诗人放目远去，却只看到了层叠的山峦，没有家乡的影子，流水不停的向远去流去，不知何时才能归来，就像诗人不知道何时能归家一样。“连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借用“连山”和“流水”两个极具内涵的意象，把诗人的愁苦具体化。
第三联，诗人抬眼望去，只有灰色的浮云，寒冷的月光，诗人的目光由远及近，月光更是令作者想起了远方的亲人。“月晖”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又表达了季节的寒冷，还烘托出诗人飘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情。目之所到，体之所感，只有深深的愁思。
第四联，芳草不再柔艳，寒冷的霜露催着快置寒衣。
第五联，诗人在梦中梦到银河落下，长梦过后天上星以稀少，诗人只能含着悲伤思念故乡，没有人来为他擦拭眼泪。
第六联，诗人直抒胸臆，白天倒还罢了，到了秋夜傍晚时候，思乡的情绪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昏暗寒冷，极其萧瑟的深秋。借对秋天景色的描写抒发了羁旅之愁，点染衬托出诗人的浓重乡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摇落”四句谓草木摇落，一年的时光将尽，引起客愁。羁留异乡，心念妻子。“古木”四句写巫峡秋夜摇落清寥之境。“结爱”四句写家室团聚和在朝为官的不可能。“滩激”四句写巫峡之景，抒发羁留之情。这首诗善用起兴，将羁旅、思亲、宦游等种种情感融入萧瑟的秋景之中，使之情景交融，内蕴丰厚。
“摇落伤年日，羁留念远心”点题，写明季节心态时在秋季，萧瑟摇落，为岁月之消逝而悲伤，为思恋家室而悲伤。大中元年（847）秋，李商隐《念远》：“关山正摇落，天地共登临。”景残岁暮，身世飘零，正是心灵需要温暖与慰藉的时刻，故此情此景最能诱发诗人对远方爱人的思念。“水亭吟断续，月幌梦飞沉”从对方入手，承“念远心”，遥想对方也因怀念远人而水亭吟诗、月幌寻梦情景。
再回到自身，“古木含风久，疏萤怯露深。人闲始遥夜，地迥更清砧”渲染了冷落、清寂的现场氛围，以孤独瑟缩之情境加重思念之殷。其中，“古木”二句，描绘深秋景色，补足“摇落”的意境。“人闲”二句，描绘夜人静景色，补足“羁留”意境。
“结爱曾伤晚，端忧复至今。未谙沧海路，何处玉山岑”则直抒感慨，将伉俪深情与坎坷生涯结合在一起。“结爱伤晚”，可见感情之深厚，按理更应珍惜这终相厮守的时光，不分不散，可仕途淹蹇，长安居难，诗人不得不抛妻别子，天涯游幕。辗转至今，帝京宫阙，仍如海上蓬莱、昆仑玉山，寻求无路。“端忧”既有远别相思之忧，更有身世飘零之忧。
“滩激黄牛暮，云屯白帝阴”点明当时滞留地点，并以江水湍急，日暮阴云屯积，来衬托诗人处境的阴暗和心情的沉郁。最后两句诗人再将笔触转到对方作结，遥想妻子此时因伤离怀远而洒泪沾巾，其哀伤当不减去年临别之际，进一步点明念远思内之意。写对方也即是写自己，写自己的伤感、思念与孤凄。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