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贤人清且廉，东谿卜筑岁将淹。”讲述杜陵贤士清正廉洁、东溪卜筑终老的淡泊人生。其中，“卜筑”强调了东溪公隐居的决心，寓意出东溪公的人品及其决意在此过清贫的生活。
“宅近青山同谢脁，门垂碧柳似陶潜。”诗句中含有两位诗人名字：南朝齐诗人谢朓和东晋诗人陶潜。谢朓诗歌影响了唐代诗风，陶渊明的田园诗风陶醉过了多少代人。诗句中借南朝齐诗人谢朓和东晋诗人陶潜的高尚品格喻杜陵贤人安贫乐道、不慕荣利的人生情怀。
“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描绘出一幅鸟儿后院飞翔高歌、是飞花落絮送酒的艳丽景色，更是突显出《题东溪公幽居》中的“幽”字，幽僻之处、深而幽静。与此同时，诗人将“飞花”拟人化，飘舞的花朵“送酒”为来客喝酒助兴，以此营造热烈氛围，暗示了主人对客人的真诚。
“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盐。”意境开阔，让人感受到杜陵贤人的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性情，但亦蕴含着盘内空空没有菜蔬、三亩两亩闲田也懒种的田园生活，表现出东溪公的“清且廉”，照应开头，首尾照应，再次升华主旨。
全诗围绕“清”“廉”两字为主线，以谢脁、陶潜喻东溪公杜陵贤人，诗中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突显杜陵贤人的清正廉洁、高雅绝浴，同时也肯定了东溪公的淡泊明志之情。
此诗题为《梅花》，却不是一首咏物诗，而是咏叹与梅花相关的人和事。据《全唐诗》载：“后主尝与周后移植梅花于瑶光殿之西，及花时，而后已殂，因成诗见意。”
此诗首联起句“殷勤移植”语，即指这次移植梅花之事；“移植地”便是“瑶光殿之西”的“曲槛小栏边”。李煜、周后（即昭惠皇后）都是极富雅趣之人，又凭着帝王皇后的特殊条件，便为自己的生活极力营造出优美的氛围。他们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丝隔眼，糊以红罗，种梅花其外，兴之所至，便有了移植梅花之事。颔联写道“共约重芳日，还忧不盛妍”，意思是记得当时还曾担心，梅花“重芳日”，只恐“不盛妍”。唯其如此，颈联便接着说：“阻风开步障，乘月溉寒泉。”为了给梅花“阻风”，这两位形影相随的伴侣还特意为梅花牵开了漂漂亮亮、长长宽宽的“步障”；为了给梅花浇水，也还曾不辞“乘月”披星之劳。实指望来年能观赏到夫妻共同移植、一块浇灌的梅花的艳美风姿。可是，又有谁能料到花开前后，这正该供夫妻共赏同乐的美景良辰，而“蛾眉却不前”。尾联的这一慨叹，紧承在语流上逐层推进的前三联而发，于升至极高处的波峰浪尖，忽发哀音，跌入深潭，凄恻动人，给读者心灵以强烈冲击。
这首酬答诗是专为秦嘉奉役赴京师而作的。这首赠别诗表达了病妇独守空闺，牵念丈夫的痛苦。前十句是化情于事，后十句是直抒其情。在表现形式上，诗人仿效楚辞的兮字句式，每句皆用一“兮”字，极表感叹之情。这与全诗悲伤咏叹的情调颇为相合，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全诗大致分二层意思。
第一层，作者陈述自己未与丈夫互诉衷肠的原委及内疚之情。写自己患病母家，身体不好，常常被病魔缠绕，所以回了娘家，至今卧床不起，不能出门已有数月，仍然没有痊愈，不得与夫话别。“不令”，不善；“婴疾”犹抱病；“差”，病愈。
“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二句转写自己因病未能拜见丈夫，亲自服侍稠陪伴他，有违敬夫之情。“觐”．朝见，拜见(君主)。作者用“觐”字以示对丈夫的尊敬和爱慕。当时，秦嘉派去接徐淑的车已经“空返“，作者深感内疚而作此句。由此能感受女诗人内心蕴藏的复杂情愫。作者首先交待不能送别的原因，虽是叙事，而又化情于事，于事见情。平静的水流是最深的水流，强忍不露的感情更为诚挚动人，这几句看似平平叙事的诗，亦复如此。
第二层写自己得知丈夫即将远行却难以面别的悲凉和凑苦。
君即刻奉命去京师了，“一别音容两茫茫“，岁月多么漫长啊l所谓“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何况此别并非几日。而我未能与你宽语相慰，对你倾叙思恋之情。下二旬“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借《诗经·燕燕》中“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的意思，自己不能长亭送别只好在想象中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希望能看到你远去的身影，在那里独自徘徊。接下来，作者写登高远望仍不见丈夫踪影的内心感伤和联想。旧时代的妇女往往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寄托于丈夫，即所谓“出嫁从夫”。故与久别归来的丈夫团聚乃是她们最为欣喜之事。何况秦嘉夫妇感情甚笃，故未见面之遗恨更深。
于是作者忧虑丈夫行路前的衣食是否备妥，心情是否忧郁，梦想其容晖。今日一别，何时相见呢？作者极想获悉下次相聚之时日，而事实上又不得而知，故言限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作者任自己思绪联翩，想象驰骋，表达了自己恨不能象鸟一样展翅而飞，永远与丈夫形影不离的感情。别离之际的神伤魂泣，女诗人身染沉疴，竟连“消魂”的叙别亦不能得。丈夫远出，相去日远，诗人不禁幻想自己能插翅高飞，长追不弃。然而幻想终归还是幻想。
“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是对自己此刻心情和神态的真实写照。想象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使作者更伤感了，无奈只得长叹一声，让汩汩涌出的泪水打湿衣裙罢了，又能如何呢?缠绵俳恻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从焦躁中冷静下来和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之后的感伤。“长”字“永”字，同义重复，更见得此情的厚重压抑，深沉含蓄，至此一个赢弱、多情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了全诗感情真挚，一片深情。“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四句虽未明写渴望与夫相聚，但此情却渗透于字里行间。
徐淑的丈夫秦嘉入洛阳就职，当时徐淑正卧病母家，夫妇没能面别，秦嘉作《留郡赠妇诗》三首与妻话别。徐淑以此诗作答，表达不能与丈夫相随前行的悲痛伤心和对丈夫的挚爱深情。
这首诗在艺术构思上颇有独到之处。作者不是像《国风·邶风·谷风》那样采用如泣如诉的怨愤之语出之，也不是像《卫风·氓》那样采用回忆倒叙的方式出之，而是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巧遇场面，采用对话的方式来揭示一对离异之后的夫妇的心理状态和各自的感受，从而鞭挞了喜新厌旧者的灵魂，批判了不合理的封建夫权。诗用叙事之笔开头：“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从“故夫”一词，可以知道“采蘼芜”的主语是弃妇。古人认为佩蘼芜可以多子。弃妇于此物本无所用，而现在上山采摘，暗示她已经再婚。在她满载而归的时候，碰巧遇到了“故夫”。巧遇时的情状如何，诗中没有直说。但“长跪问故夫”一语，侧面说明“故夫”的脸上颇有几分惭悔之色。若是怒目相向，则弃妇就决不会“长跪”相问了。弃妇被无端遗弃，缘“故夫”的喜新厌旧，所以这次巧遇，她倒要故意问问新妇的情况了。
“复何如”，犹言又怎样，话中不无谴责之意。“故夫”于惭悔之余，不得不以实情相告。“新人虽言问”，尚属自我解嘲语，忸怩之态可掬；“未若故人姝”，才是真切语，懊悔之情如见。“颜色类相似”句，活画出喜新厌旧者的心理。当初弃妇被逐，自是“颜色”不如“新人”之故。而“新人”入门既久，渐成旧人；弃妇转嫁他人，已成他家“新人”。“故夫”以喜新厌旧之目光视之，转觉己之“新人”，与已成他家“新人”之弃妇，颜色无复区别，岂止无复区别，从“手爪不相如”一句，知“新人”亦已招厌。“新人从门入”两句，余冠英有精辟的分析：“两句必须作为弃妇的话才有味，因为故夫说新不如故，是含有念旧的感情的，使她听了立刻觉得要诉诉当初的委屈，同时她不能即刻相信故夫的话是真话，她还要试探试探。这两句话等于说：既然故人比新人问，你还记得当初怎样对待故人吗？也等于说：你说新人不如故人，我还不信呢，要真是这样，你就不会那样对待我了。这么一来就逼出男人说出一番具体比较。”（《乐府诗选》）这段分析，从语言环境和人物心理两方面揭示了文字之外的丰富的潜台词，因而是耐人寻味的。
“新人工织缣”以下六句是故夫从新妇的女工技巧不及前妻，怨“新人不如故”。这六句具体比较，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一般来说，女子被休弃，总是要蒙受恶名的。古时有所谓“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的“七出”之条（参《大戴礼记·本命篇》）。这位妇女的被休弃，看来与七条都不沾边，因此最合理的解释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喜新厌旧者要抛弃妻子，可以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如手脚笨拙，劳动偷懒之类。现在通过“故夫”自己的口来与“新人”作比较，说明弃妇手脚不笨，劳动并不偷懒，这就使弃妇蒙受的恶名完全被洗刷了。诗写到这里已表现出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再者，喜新厌旧心理在封建社会中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心理所以能在男子身上发展到无所顾忌地赶走妻子、另寻新欢的地步，不能不说是封建制度赋予男性以夫权的结果。此诗特意让男子自述其行为的乖张无理，实际上是对封建夫权的不合理作了揭露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最后六句的男子比较之词，不仅使弃妇的形象变得丰满起来，而且全诗的主题思想也深化了。另外，截取巧遇场面虽适宜于描写眼前事，却不易展示诗中人物与事件的过去和未来；而篇末让男子作一比较，不仅弃妇过去的生活情况、劳动态度与所遭不幸，一切了然，而且连“新人”今后将遭受何种命运，亦可大致预见。故此种匠心安排，使时空领域大为开拓，而作品的容量亦有逾常品了。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