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句发问，初看好像问得没有道理。词人的家园在北京，任何一条大路都能通向北京，无需问得。要知道在词人心目中，因为爱妻已死，今日的家园，已非昔日的家园。也就是说，要回到昔日的家园，已无路可通。由于心中忧伤，眼前所见的青山绿水，也都染上了一片愁容，变成了残山剩水。这时凄冷的春天已过，到了初夏割麦的时节。
下片谓去年这时节开的花，在古诗词中，“花”有时专指牡丹，想必又将把新萌放，因而想起词人过去与妻子在花前月下所过的恩爱时光，但这一切已不堪回首。最后二句以议论作结，谓今年的东风，纵使能像去年的东风一样地吹，今年的花能像去年的花一样地开，而心爱的妻子再不能死而复生，过去的恩爱岁月不可能再有了。
全词写词人与妻子的再一次分别，词人在“残山剩水”的旅途之上，生发出了痛苦的相思之情。全词用的全是平淡语，结句似也无甚新意，但全都凸显词人心境的悲凉。
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醉凭高阁乾坤迮，病入中年日月遒。”凭栏高阁之上，作者空怀满腔愤懑，只得借酒浇愁。“乾坤迮”迮是狭窄，为什么作者觉得天地狭窄呢？结合南宋朝廷偏安于一隅的事实，“乾坤迮”一词，用其字面意思，指国土沦丧、山河破碎、金瓯残缺。从深层次讲，这里的“迮”，不仅指有形的国土残破，更有深层含义。此前，陆游多次被贬，反映了仕途蹭蹬，官场险恶。正因赵汝愚等人的弹劾陷害，陆游在官场上屡遭排挤与打击。此后陆游经过几度启用和罢免，陆游便开始了基本上闲居的在野生活。所以，这时的陆游不免感叹，天地之大，竟不容他施展才华。“迮”难道是写天地的狭窄么？不是，陆游曾在二十年中遭到多次贬谪，“乾坤”这里也象征着朝廷或者官场。一个“迮”字透入出了仕途的险恶，以及朝廷的腐败，引起了作者的无奈与感伤。
“病入中年日月遒”写《秋兴》这首诗时的陆游已经59岁，由于作者年老多病，接近晚年，在诗歌中也流露出人生易老，岁月将尽的无限伤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遒”作“迫近，尽”、“完了”讲较妥。比如，潘岳《秋兴赋》“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见《昭明文选》卷十三）中“遒尽”也是接近终了的意思。
“百战铁衣空许国，五更画角只生愁。”陆游曾有诗言：“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他渴望通过参军，身经百战，建立显赫功勋，或是在军营草拟军事文件，从而实现施展生平抱负，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可是，据《陆游年谱》记载，乾道六年（1170年），46岁的陆游曾写诗给梁克家，志在从军，希望一雪国耻，结果未成。乾道八年（1172年）三月，陆游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帐下做过幕僚，十月，王炎召还，幕僚遣散。所以陆游一生都没有带兵打仗的机会。而且，需要说明的是，陆游祖父陆佃，父亲陆宰均非武将出身。所以，“百战铁衣”不可能指陆游，而另有所指。其实，这一句中的“百战铁衣”用唐代李白《从军行》中“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的典故，这里代指身经百战的将士，“五更画角”用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的典故，陆游诗中的“五更画角”指军营报晓声，这里代指军营或者战争。窃以为，作者当时退居山阴，身经百战的将士，以及五更时分，军中吹奏的画角，这些或许是作者梦中或是想象的情景，这里既点明了山河破碎，
战争不息的现状，也是作者在诗中表达出朝廷听信奸佞，不能广开言路而导致仕途蹭蹬的事实。需要说明的是，诗中的“桐江”表面意思是说浙江的桐庐江，实际上另有一番深层含义。据范晔《后汉书》记载，东汉的严光，字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好友，他不肯入仕，（笔者按：入仕是步入仕途，就是做官。而部分参考答案中给的是严光“不肯致仕”，实际上是有瑕疵的，“致仕”也称“休致”，是官员辞职归家，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退休。古代七十致仕，“不肯致仕”难道是不肯退休？显然欠妥。）而垂钓于桐庐江畔，过起了隐居山林的生活。所以,“桐江”或者“桐江钓叟”就成了古代诗文中表达淡泊名利、辞官归隐意思的典故，如唐代汪遵有七言绝句《桐江》，其中有一句“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见于《全唐诗》卷602）。元代景启元双调《殿前欢》中也有名句“好觑桐江钓叟，万古名传。”或许，辞官归隐是古代仕途坎坷的知识分子们最好的选择。“且占丹枫”是姑且占据着满眼霜枫，多少透露出退居山阴的无奈。陆游一生屡遭贬谪，无奈之下，做一个像严子陵、陶渊明一样的隐士，寻求超脱尘世的物外之趣。
总而言之，陆游《秋兴》这首诗，风格沉郁顿挫，近于杜诗，此外，作者爱国热忱于此可窥一斑。所以，陆游的好友刘应时曾说“放翁前身少陵老”，“平生一饭不忘君”（《读陆放翁剑南集》）。陆游的爱国忧民的情怀与老杜相近。诗中情景虚实相生，结构对仗工整，可以说，这是陆游七律诗中的翘楚。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