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妻子王弗的美貌。“寒玉细凝肤”，描绘王弗的体态。“寒玉”，突出她玉般容貌之清秀。“细”，刻画她皮肤的柔润。“凝肤”，细状她肌体之洁白。“清歌一曲《倒金壶》”，描叙王弗之歌声。“清歌”，衬托歌喉之美。“一曲”，言歌唱得极少，可就是能叫人倾倒。“《倒金壶》”渲染歌后的效应“如醉如痴”。“冶叶倡条遍相识”，比喻王弗的动人舞姿。“冶叶倡条”，突现她身段的婀娜多姿。“遍相识”，引起广泛的轰动效应，如同老友问的久别重逢，一见如故。将上述三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获取与“寒玉细凝肤”句照应的动人印象：王弗整个精神的美就在于“净如，豆蔻花梢二月初”。它既点明王弗年龄，也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含意。“二月初”，新嫩、旺盛、活泼，宛如“二月春风似剪刀”。对于词人的婚姻观来说，他冲破了“父母包办”下的“安心顺从”的世俗，成全了笔下她那“美丽”、“亲密”、“融洽”的妻子形象。
下片，写难忘新婚夜的欢乐生活。“年少即须臾”，意即珍惜少年时光。“年少”点明年龄，“须臾”点明青春易逝，突出了生命诚可贵的特点。 “芳时偷得醉功夫”，夫妻二人正处于情爱的“芳时”——黄金岁月，哪怕是喝酒时间也要抓住尽情欢乐，得闲“偷得醉工夫”，亲热，醉酒，行乐，词人突出了“芳时”宝贵的特点。“罗帐细垂银烛背”，描绘新婚之夜的邂逅情趣。“罗帐细垂”，为新婚夜的象征物，“银烛背”，表明不能露之于外的新婚隐私生活。邂逅是命运对情侣的巨大恩赐，是深恋的显示，无疑，词人在这里突出了性爱情爱以“互爱为前提”的特点。“欢娱，豁得平生俊气无”，照应开头，写新婚之夜那种纵情的总感受。情爱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新婚之夜尽情倾泻，会获得“欢娱”的美感，以致“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是“豁得”，拿出平生之精力，但不英雄志短，儿女情长的话，那么，这种男女结合无异于动物的自然邂逅了。纵观整个下片，由年少——芳时——罗帐细垂——豁得，形象地组缀了一幅年轻夫妻新婚夜的璀璨夺目的情爱世界长卷。
全词虽然是集句的形式，但从句子与句子的连缀、组合来看，仍然真实地反映了词人年少时的美满婚姻生活，赋予了新意，表明了词人对唐代诗词的融会贯通，信手拈来的娴熟功夫。
题目虽说是《忆昔》，其实是讽今之作。第一首回忆的是唐肃宗的信任宦官和惧怕老婆，目的作于警戒代宗不要走他父亲的老道；第二首回忆的是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目的在于鼓舞代宗恢复往日繁荣，并不是为忆昔而忆昔。
第一首上段九句，下段八句。上段九句感伤肃宗之失德。当时肃宗起兵灵武，收复西京长安，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凡是肃宗认为是有才能的都以任用，便任用了李辅国。但宠幸张良娣，对于政事自然就很少有时间去管了。所以中兴之业，是仍处于停滞阶段的。“后不乐”，状其骄傲放纵。“上为忙”，状其畏缩恐惧。这分明写出了惧内意。王洙曰：“拨乱，内平张后之难。补四方，外能经营河北也。”下段八句感伤代宗不能振起。代宗初为元帅，出兵整肃，到了程元振带兵时，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侵，而肃宗再次外逃，一时边境无法安定下来，所以愿能有像傅介子这样的人物，杜甫意在湔雪国耻。“老儒”句，作者自叹不能为国靖乱而尸位素餐。
第二首上段十二句，下段十句。上段十二句追思开元盛世。当时国盛民富，盗乱息止人民安定，政治通和清明，民风淳厚，礼仪等方面也秩序井然，胜于贞观之治。这里便是惜唐明皇疏于政事，所以又极盛转至衰败。下段十句悲痛乱离而思盼兴复。自开元至作此诗，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仇兆鳌《杜诗详注》）乱后景象，是不忍直视的。所以作者在此概叹，中兴事业只能期望于后世之君了。
虽然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但第二首诗中所描述的人丁兴旺、和平环境、丰衣足食，却也是劳动人民所祈望的。因而杜甫的政治理想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诗人素来就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理想、“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精神境界，“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身处乱世、颠沛流离，仍抱忧国忧民之心，“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甘愿“洒血江汉”、再图中兴。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