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两句略写游金山寺之情形。“金山楼观何耽耽”，金山楼寺耽耽而立，突兀江中，“中泠南畔石盘沱”（《游金山寺》）者是也。“撞钟击鼓闻淮南”，写寺院晨钟暮鼓，其声远播淮南之地，此二句，总写金山形制规模之盛。金山言毕，笔锋转入与之对峙之焦山。“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两三”，与金山之崇阁险石，洪钟大鼓相比，焦山仅有落落修竹，寂寂寺僧。“云霾浪打人迹绝，时有沙户祈春蚕”，沙田由江水冲积而成，肥沃非常，故有农户亦于其上经营农桑。焦山云霾在空，长浪逐空，拍岸击石，环境如此之劣，故而绝少人迹，偶有江上沙户，于此祈求春蚕无灾而已。关于焦山之险，苏辙有《和子瞻》诗，所言甚备。其云：“金山游遍人焦山，舟轻帆急须臾间。涉江已远风浪阔，游人到此皆争还。山头冉冉万竿竹，楼阁不见门长关。”同行诸人登览金山之后皆已回转行程，而诗人留宿金山而不访焦山，心下有惭，故决意独自前往。“赋命穷薄轻江潭”，诗人不惧江潭之险，只自独往，本是豪情所致，反言“赋命穷独”，云己身本贱，不足怜惜。其时诗人直言批评新法，遭毁非议，请求外任，因成此行。诗人深感仕途凶险，故有此一句。
“清晨无风浪自涌”，焦山之险若此，诗人却仅以此七字托出。虽则浪险如此，诗人反而“中流歌啸倚半酣”。舟至中流，正是浪急之所，诗人反而吟啸自若，倚楫半酣。至此，非有如是之豪情，即无以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苏词也。已而舟至焦山，诗人弃舟登岸，老僧惊而下山相迎：实是惊险之地，施主如何来此？惊罢即喜，而相与畅谈。此“老僧”，诗人自注“中江人也”，中江在四川，故此云僧作“巴人谈”。巴即蜀之代称。以下数语即是诗人记老僧所谈内容。老僧久客于此，乡井何方，已然相忘，惟有此青灯古寺相与为伴。“同龛”语出《法帖·褚遂良书》“久弃尘滓，与弥勒同龛”。困倦之时，就眠纸帐，亦感暖意；三餐若饱，食有山蔬亦甘。虽宿简食陋，亦是安之若素。山林之寺，忍饥而卧古亦有之，此虽无田，我亦能饱，故长居此地，并非我心存贪念，实是慕此山林雅趣，有心归隐所致。
末四句是诗人抒其决不弃直以从枉，屈身以事人之志。“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二句用典。《论语》中记载展禽任士师时遭到“二三黜”，有人劝其离开鲁国另觅新君。他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展禽既已三次见黜，而诗人此云“虽未”，是以反其事而用，言下之意为：即便展禽未见黜罢，其正直光明之志亦未有丝毫相异罢。嵇康与山涛同为“竹林七贤”之一，因恶乱世而归隐不仕。后山涛依附司马氏得获高禄，欲举荐嵇康。嵇康因此作了闻名于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信中以戏谑之笔言其于官场有“必不堪者七”。诗人用此典亦明其归隐之意。
末二句即云：我愿谢却簪组，弃官而去。愿此焦山佳处，为我留庵以宿，然诗人终其一生，皆为民请命，直谏不止，故亦仕途艰辛，天地飘零。但其心存高远，出入儒释道之间，故于此浊世存真。全诗于纪游中多抒感慨，自然流利。
此诗写远离尘嚣、恬静朴素、高士为邻的田园生活，及书剑无成、空老家园的感怀，表现了其渴望仕途进取与保持独立人格的内心矛盾冲突，抒发了他胸怀大志而无人举荐的悲愤感慨。
首四句写隐居田园的恬淡美好。
“弊庐隔尘喧，惟先养恬素”，自己家园的房屋虽然破旧，但远隔尘世，是祖先赖以过恬静、朴素生活的所在。这是介绍自己家室居住的条件。“弊庐”用陶渊明《移居》“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诗意，言其破旧不堪，说明自己居室条件的简陋。“尘喧”指尘世的喧嚷，与陶渊明《归田园居》中所说“尘网”及《饮酒〉中所说“车马喧”同义，用一“隔”字将“弊庐”与“尘喧”联系起来，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远离尘世的高洁情怀。正因为家居简陋，远离尘世，所以诗人自祖辈以来就一直在这里过着恬静素朴的田园生活。“恬素”既指恬静素朴的物质生活，更指恬淡自然的精神境界。而这又是由祖辈流传培育起来，如今又由诗人继承发扬下去的，可见其渊源有自，历史长久，并非自今日始。着一“养”字，与“隔”字相映，深刻而具体地描写了家居的现实条件和历史状况。
“卜邻近三径，植果盈千树”，接着写家室周围清幽宁静、高雅美好的自然环境。据《文选》李善注引《三辅决铩》载：西汉末年蒋诩隐居后，于舍中竹下开三径，只与求仲、羊仲二人交往。又《三国志·吴志·孙休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载：吴丹阳太守李衡在故乡龙阳县龙洲上“种甘橘千株”，临死时对儿子称这是可养家的“千头木奴”。这里诗人连用两个典故，表明自己与高人隐士结友为邻，不与凡夫俗子交往；有大自然赐予的众多果树可养家活口，不必为生计而疲于奔波。进一步写出家园环境的消幽宁静，衬托出自己情怀的高雅美好。那来往高人雅士的竹下小径，那象征君子风范的众多甘橘，也就是陶渊明所赞美的“三径就荒，松橘犹存”的桃源境界；也就是屈原所称颂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行比伯夷，置以为象”的寓托自已高洁志向的橘树精神。
起首四句，生动具体地勾划出田园生活的恬淡与美好，抒写出自己高尚的情操，暗示出自己远大的志向，似淡实浓，为下文转入写自己的志向作了很好的铺垫。田园生活是“恬素”美好的，家居环境也是清幽宁静的，然而“俱怀鸿鹄志”、“忠于事明主”的诗人，此时却“未能忘魏阙”、“魏阙心常在”，身在田园，心在朝廷，还是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的。
“粤余任推迁， 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丘园日空暮”，笔锋陡然一转，由“恬素”的田园生活跃向内心世界的抒发，奏响了怀才不遇而渴望展示雄才的悲壮之音。已到而立之年的诗人却毫无所成，从小读书习剑，本拟报效国家，现在为时将晚，只好虚度日月，空老家园，感到莫名的悲哀。“任推迁”表明时间逝去的迅速与无情，“犹未遇”抒写怀才不遇的惋惜与感叹，“时将晚”与“日空暮”，对举，深刻地揭示了诗人不甘虚度光阴而欲入仕却又无可奈何的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正因为这样，诗人早起晚坐，常常心事重重，难以排解。
“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抬头仰望，他羡慕那冲天高飞的鸿鹄；低首俯视，他鄙弃那争食逐利的鸡鹜。鸿鹄喻志向远大之人，鸡鹜比凡俗平庸之辈。两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将诗人胸怀大志而羞与世俗争利的 高尚情操具体明白地抒写了出来。然而“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入仕作官，为国出力，实现理想的希望渺茫难期，只好隐居乡里，采樵度日了。
“望断”二字十分传神，将诗人那急欲入仕的迫切心情活脱脱地抒写了出来，跃然纸上，如现目前。唱着劳动之歌，往来于樵采之路，与“望断”的迫切心情强烈对比, 其失意惆怅和无可奈何的内心痛苦亦活画了出来，鲜明生动。但诗人并不想老于田园，无所作为，所以最后四句再次强烈地表示了自己希望入仕的迫切愿望：身处穷乡僻野，没有作官的知已朋友，朝廷之上又缺乏有力的亲朋故旧，没有人像当年爱惜扬雄那样，在君王面前替他推荐《甘泉赋》。这里诗人以扬雄自况，也希望走以辞赋干谒人主进入仕途的道路，因而慨叹无人推荐他入朝，不能早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其迫切求仕的欲望与怀才不遇的惆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深沉的呼喊和痛苦的哀叹，回肠荡气，十分感人。
这首诗出语自然，不事雕琢，显示了孟浩然诗歌平易、朴实而清淡自然的艺术风格。诗歌只是写家居田园，慨叹无人引荐，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思想内容并不算深厚丰富。但对诗人内心世界的抒写却细致入微，亲切真实；由田园生活的“恬素”高雅，到内心世界的矛盾不安，从功名事业的早晚萦怀到对希求引荐的迫切愿望，层递自然，意境浑厚。全诗虽多处用典，但自然妥贴，十分巧妙；两处比喻的应用，抒写情怀，生动形象；“书剑时将晚”以下十句采用对偶句式，具有音韵和谐之美。
第一首是总写。“结发”两句以总叙起，着重在“十七年”。“十七年”而“相看犹不足”，便见爱之深、情之挚。“相看不足”之时，忽然中路“长捐”，诗人十分悲痛。语愈平淡，情愈真切。
元稹《遣悲怀三首》诗中说“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梅尧臣也写谢氏身后的个人心情：由自己“鬓已多白”料想到“身宁久全”，逆计“同穴”之期当在不远，可强作宽解；然而在“未死”之前，则一息苟存，即有“泪涟涟”而不能自止。几番转折，愈转而愈深。
第二首则突出一点，作具体刻画。情是抽象的，必须因事因景才能写出；至于写得“尽意”，则尤其难得。梅尧臣先从自己的“出门”与“归来”写起。司马迁写自己的悲痛心情，有“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注”，即是从“居”、“出”着笔的。梅尧臣的“每出身如梦”，比“不知所往”，表达更明晰。心在谢氏身上，故出门也像做梦一样；“出门”“逢人”，也只是勉强应付。“出门”时有人谈论，还可稍解悲戚；“归来”时则孤寂之感更甚。潘岳《悼亡》诗“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亦即此情此景之写照。人在“出门”时有所见闻，回来总想向亲人讲讲，可是人亡室空，无人可以倾诉了。这一点写出了最难写的情意。接下去写“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古人把丧妻之夫，比作鳏鱼，谓其夜不闭眼。这两句也就是描写长夜失眠的景况。由于长夜难眠，所以窗中飞入“孤萤”、天空一声雁叫，皆能察觉得到。这两句刻画得尤为真切。正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世间无最苦”，谓世上没有比此更痛苦的事了，他的精神全部被这难熬的时光销磨殆尽了。语近夸张，但非此写不出镂心刻骨之痛。
第三首，以“问天”形式，写出爱情之专与悲哀之深。但他不直说问天，而先说“从来有修短”。人生寿命不齐，本属自然；但为什么愚者寿而贤者夭，那就要“问苍天”了。设想之奇，正见用情之挚。特别是“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表面上夸张，却又最合情理，因为在他心目中正是如此。有人戏谓其“情人眼中出西施”；难在做了“十七年”夫妇，还能持此看祛，其用情之专一，在当时士大夫中是颇为少见的。诗中把妻子写得愈贤愈美，则妻子死后，诗人就愈加悼惜。陈石遗曾指此谓“从《诗经·卫风·硕人》中来”。梅尧臣虽不一定是有意摹拟《诗经》，而千古诗人的思路往往是前后相同的。“忍此连城宝，沉埋向九泉！”正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陈师道诗句）了。
哀婉诗要求率直，于平淡中见真情。梅尧臣这三首悼亡诗，以质朴见长，曲折而凄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语言平淡，情真意切，把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起来，副有很强的感染力。可谓是言情诗的杰作。
王安石在晚年罢相隐居之后，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政治题材减少了，写湖光山色的小诗多了，壮年时代的豪放雄奇的风格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清空精绝、雅丽低回。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则更为成熟了，有一唱三叹之感。
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地，白天过去，夕阳下山，山中十分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看似脱去世故，其还是人退而心不退，故作此诗，以表达心中的不平。 在诗人王安石的笔下，一切都是鲜活的，都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涧”是鲜活的，在山间竹林里回环往复，奔腾跳跃，唱着歌，带着笑流向远方；“竹”也是鲜活的，仿佛在你的思维深处亭亭玉立，舞动腰身，款款弄姿，将那婀娜的影子倒影于流水之中；再看那“花草”，正在舞弄柔情。
然而，在诗人的笔下，一切又都那么幽深静寂，“涧”是幽静的，“竹”是幽静的，“花草”也是幽静的，无声无息，自生自长，随心所欲，享受春天，自我陶醉。人，“茅檐相对坐终日”，整天整日一声不响地在屋檐下对着大山静静的坐着，幽闲、寂寞至极。末句是改用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安石翻过一层，变成“一鸟不鸣山更幽”。对这样的改写，前人多有讥刺，认为一鸟不鸣，山自然更幽，用不着多说，所以王安石这么一改，是点金成铁。王安石的诗与王籍的诗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修辞手法。王籍是用反衬。山中鸟雀齐鸣，声音扑耳，是因为山里已没有人，成了鸟的世界，鸟才会如此啼鸣，就像欧阳修《醉翁亭记》所说，是“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群鸟乐也”。这样写，寓静于闹，更富有情理韵味，经常被诗家所采用，如杜甫《题张氏隐居》：“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就是用此手法。王安石的诗是直写，从正面渲染静态，显得平淡自然，直截明快。从诗歌的底蕴来说，王籍的诗更耐读一些。
王安石善于融合前人诗句入诗，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这首诗从这一点上来说，改得似乎太不高明，与他的学养不称。从这一反常来考虑，古人常以鼠雀喻谗佞的人攻击别人，王安石推行新法，受到很多人反对，在诗中也许即以“一鸟不鸣”表示自己退居后再也听不到这些攻讦声因此而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