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鲜明生动的笔触,描绘了石门山壮丽秀美的自然景色,表达了托病辞官后归隐的志趣,全文可分为二层。
第一层是第一句。作者以叙事开篇,交代了自己上个月归隐一事。为什么要归隐呢?作者没有明说,但“谢病”和“觅”已清楚地表明他是托病辞官,是自寻归隐的。由此可见他对官场的厌恶,对政治的失望,这为下文作者尽态极妍地描写景物蓄势和张本。
第二层从第二句开始一直到最后。这一层主要描绘石门山的景色,表达了作者归隐后自得其乐的情趣。作者先交代了石门山的位置,接下运用神奇的想象力,巧妙地由静态转化为动态,从而写出石门山山高谷翠的景色特点:阴森森的峭壁直立天空,连接红霞;之零零的山峰高高耸立,遮挡太阳;幽邃的山洞里掩藏着白云;深深的溪谷旁青草丛生,绿树纷披。在这里,作者运用了一系列的动词,赋予石门山以生命活力,启发我们丰富的联想。同时,作者还绘声绘色,把山中描写成一个音乐的世界:溪流的淙淙声,鸣蝉的吟唱声,云鹤的叫唳声,猿猴的哀啼声,交织在一起,“英英相杂,绵绵成韵”,组成了优美的山林交响曲。作者铺写山中的各种声音,表面上看似热闹,其实却是以闹写静,显示出山高无人的幽静,这个地方,对于“素重幽居”的作者来说,自然是一个好去处,因而他“葺宇其上”。可见,作者选择这里幽居的理由是,高山的幽静契合了他想避开喧嚣浮繁尘世生活的淡泊宁静的心境,而漫山的菊花,遍地的竹实,不仅增添了这份幽静,而且,通过夸张地描绘这些芳洁美好的自然物,来美化诗人自己的品格,构成崇高完美、超然出俗的典型形象。“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用“仁智者”自比,不言而喻。总之,这段写景是为了表达“归隐”的思想。这是意脉,围绕这意脉,作者濡笔山林。而山林是作者隐居的生活环境,作者描写它,赞美它,正是表达了他摆脱了官场的羁绊所获得自由的满足和隐居的乐趣。意境鲜明,情趣盎然。
从表达方式看,文章先叙述,再写景,在写景中穿插了叙述,最后抒情,自由灵活。从描写景物的方法看,文章动静结合,以动写静,以动衬静,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从修辞手法来看,有排比,有对偶,有拟人,手法多样。这篇文章的语言很精炼,极有表现力。如“争”字给人一种向上的气势,“限”字显示阻挡的威力,“办”字流露出心理上的满足。这些字都可以以一当十,足见作者遣词的功底非常深厚。
此赋用骚体赋形式,汉大赋的手法,虚构夸张地铺叙“大人”游仙,对跨乘的各种龙想像描写得尤其生动形象。先写“大人”不满人生短促,人世艰难,于是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然后分东南西北四方写遨游盛况,其中游西方见“西王母”几句通过仙人居住山谷形貌很瘦来劝诫求仙的;文末归于超脱有无,暗含对汉武帝好神仙之道的讽谏,同时流露了作者对于自己仕途进退的矛盾之情。全赋想象丰富,文字糜丽,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
纵观全文,此赋在结构、文句等方面拟则《远游》,但又有变异。
在结构上,《远游》始述“悲时俗之迫陬兮,愿轻举而远游”,然后述游求仙,从故乡“南州”出发,历东、西、南、北,又“周流六漠”,加之“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峥蝾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一段,最后归结到“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此赋袭用这一结构而先谓“世有大人兮……竭轻举而远游”,然后写“大人”从中州出发的东、南、西、北四方之游,文末袭《远游》“下峥嵘”四句而归结到“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在文句上,此赋造句于首尾袭用《远游》数句,但中间四游诸段则并不照抄,而是用辞赋家敷衍夸艳之笔写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赋应该是以《天子游猎赋》述游仙的“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与神俱”数句为蓝本的,但因主旨不同而调整别构:“载云气而上浮”源自“扬节而上浮”;“焱风涌而云浮”源自“陵惊风,历骇飚”;“乘虚无而上假”源自“乘虚无”;“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后陵阳”以下一段源自“与神俱”。
在内容上,此赋之旨则在于求仙不足为喜,以讽武帝求仙之谬,与《远游》抒发恋土之情和自我排遣的寄托之意存在根本的不同。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