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温庭筠组词《菩萨蛮》十四首的第六首，表现思妇在玉楼苦于思忆而梦魂颠倒的情景。综观全词，起两句为入梦，结两句为梦醒，“门外”两句为梦中幻景，“画罗”两句为梦时衬景，从室外写到室内，由梦前写到梦后，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兼有幽深、精绝之美。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首两句点明时间、地点和诗歌主人公的身份。一句“玉楼明月长相忆”，即将全词笼罩在一片离情别绪的氛围之中。柳丝袅娜，正是暮春时节，闺楼中的思妇，在明月之夜，正在苦苦地思忆着远方的离人。楼如白玉，楼外垂柳摇曳，并且在明月朗照之下，景象非常清幽。春风沉醉，这应是春情生发的大好辰光，此景是思妇所见，却教她顿生悔恨之情。“春无力”三字描写春柳柔媚，反衬了主人公相思之久且深，暗示思妇的痛苦不堪、心神恍惚而无可奈何的情态。
“门外草萋萋，送君闻春嘶。”三四句进一步叙述当日送行场面，萋萋的芳草、萧萧的春鸣，是声色的结合，加重了离别的氛围。这应是思妇长久思忆而神魂飘荡中出现的梦境，是思忆当初送别情节在梦境中的再现，此种依依惜别的刹那情景，最是离人梦绕魂牵、永不会忘却的。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过片写眼前事，从室外移至室内，写玉楼中的长夜思念：罗帐上绣有一双金色的翡翠鸟，芳香的蜡烛融为滴滴的蜡泪。这是一个环境幽美．陈设富丽的地方，可“泪”字却已暗示出了女主人公生活中的不幸，而一个“销”字尤见漫漫长夜思妇难眠之孤寂。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最后一句转写梦，似乎矛盾，然矛盾中自有道理。或许在空楼相忆时的词中人本已入梦，并梦见了当时送别的情景，这样更能体现相忆之久。以景铺叙，窗外残红飘落、子规啼血，窗内残梦凄迷、哀思绵绵，此句以“花落子规啼”的凄迷景色，映衬人在梦中的痛苦情怀。
全词描绘了远离人的悠悠行远，闺中人的脉脉多情，无论是“玉楼明月”的幽寂，“柳丝袅娜”的清柔，“画罗金翡翠”的凄迷，还是“花落子规啼”的哀艳，皆是闲闲流转，景真情真，一派自然，读来意味深长。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他过着笨拙、简朴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要坚定自己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道”。地里的桑与麻都在雨露里安静地生长，燕子和麻雀也渐渐在这里安家了。这是杜甫安静的生活状态，朴实而淡定，淳静而单调。
“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远处不时传来村里社鼓的声音，急促而有力，溪里的渔舟在水面流转飘荡。“心迹双清”现在已经成为成语，最早的出处是南朝·宋·谢灵运的《斋中读书》里有这样的句子：“矧迺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注意，他是寂寞，到杜甫才有了“双清”这个说法。杖藜，指拄着手杖行走。藜，是野生植物，茎非常坚韧，可以做拐杖。《庄子·让王》里说：“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这时杜甫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可不就是白首。心迹双清，指心地、行为高洁，没有尘俗之气，杜甫觉得自己的生活超脱了尘俗，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快乐。
“村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因为家里没有任何紧迫的事情可做，于是，不用起来那么早，因为不需要经营，也不参与勾心斗角（其实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或者说，他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他的居处变得格外清幽。竹子衬托着田野的绿色，草舍的倒影在江流里荡漾。
“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没有学上，就放纵孩子的懒惰不去管他们，因为太穷，也只能听任妇人的唠唠叨叨个没完，诗人也不想去赚钱（其实他没门路赚钱），任凭家里一直穷着。人生百年不过是浑然一醉罢了，不需要见人，因此长达一个月不用梳头（因为梳头没有用，没必要梳头），后来闻一多引用过这个典故，专心做学问的闻一多，觉得修饰形容不重要，这跟杜甫的“一月不梳头”意思并不完全一样。
“衰颜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容颜衰朽的我甘愿屏却我的踪迹，有一些清幽的事情供我在高卧赏心：鸟儿落在地上，在竹根旁边行走，乌龟顶开水中的浮萍叶子游过。
“年荒酒价乏，日并园蔬课。犹酌甘泉歌，歌长击樽破。”年景不好，原来的酒钱已经不够用了，我只能并日而食（两天吃一天的饭），省下来经营园蔬得来的收入，用以买酒。“甘泉歌”是一首乐府诗，原歌是：“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万人讴。金陵余石大如塸。'诗人一边唱着甘泉歌，一边击打着酒樽，歌太长，酒樽都被敲破了，歌真的长吗，不长，但一直唱，一直敲，酒樽总会破掉的。
这首诗写的是杜甫在草堂的生活状态，这给人的印象是杜甫是懒散的，这像一个混吃等老的闲人，一个失去理想的人，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不是的。杜甫的懒散是因为他想做事而做不成，他苦恼，他没有办法，大环境之下，他只能以自己的“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做形式上的抗争，他憋屈，他苦恼，他以懒散的行状示人，而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相当积极的，否则就不会有草堂安定的生活了，他砍树除草，他伐竹种药，比如《除草》诗“芟荑不可阙，疾恶信如仇”，比如《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成竿”。老杜不管在怎样的生活状态之下，他从来都是积极的。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