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开头便从难易问题下手，作者认为天下之事的难易是相对的，“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习也是如此，只要脚踏实地去学，没有掌握不了的学问；反之，不通过学习，就是极容易的事也会被视作十分困难。在说明了难易的辩证关系之后，作者便引出了智愚的问题。天资不高，才能平庸的人，只要勤于学习，久而久之，也能有所成就，摆脱昏与庸的境地；而天资聪敏，才能出众的人，如果自暴自弃，不学无术，也将与昏庸者为伍。相传孔子的学说由智能鲁钝的曾参传给了子思，再由子思之徒传给了孟子。所以作者说：“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因而作者认为昏庸与聪敏是相对的，关键是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第一段完全以论述的笔墨出之，明白地摆出了自己对学问之道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段则通过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则寓言，进一步说明难易与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志者事竟成，只要能坚定地朝既定的目标走去，必定是可以达到终点的。四川的贫僧和富僧都想去普陀山朝圣，贫者凭着一瓶一钵和坚定的意志，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富者虽有足够的钱可雇船前往，但由于自己的犹豫畏缩，终未能达到目的。作者由此说明了“立志”的重要。所谓“立志”，不仅是要树立奋斗的目标，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知难而进的精神，这正是学习中第一可贵的。这一段通过具体生动的记叙，设想出人物的语言神态，形象地揭示出立志的重要，犹如一则寓言故事，虽然平易简单，却寓有深刻的道理。
最后一段结论，还是归结到聪敏与昏庸的问题：聪敏不可恃，昏庸也不可限，关键在于能否力学不倦。作者强调了学习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摆脱了天赋决定论的成见，劝人以学，对于不同天资的人都有勉励的作用。他对聪敏“可恃而不可恃”，对昏庸“可限而不可限”的辩证认识无疑都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始终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如一开始便从天下事“难”与“易”的不同落笔，指出在学习中“难”与“易”是相对的，可变的。接下来又从昏庸和聪敏及其与成败的关系立论，反复辨难，说理明白，使读者信服。蜀僧的一贫一富，贫者仅恃一瓶一钵，富者可以买船而下，结果贫者至南海而富者不能至，始终在强烈的对比中展开说理，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文中多用偶句，如：“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以及“吾资之昏”与“吾资之聪”两段，“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与“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两段等在句法上都两两相对，给读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文中并没有艰深的文词，只是娓娓道来，如一篇师长对晚辈的劝勉之词，语重心长，切合题旨。
上片借山来自写，又能将山品与人品相融。首句落笔就奇，接句含蓄曲折。“偃蹇”一词用来形容西岩的状貌很恰当，也可以引申为词人的骄傲和傲慢。一笔两意，巧妙之极。而以“谁怜汝”这一问，更写出词人的自怜怜山，自伤伤山。此处的山与人，已在感情上合二为一。“岁晚”一句，也是既写山，又写人。如是写山，指山逢寒冬；如是写人，则指人的老大。这样双关之后，“太寒生”就成了词人的心理自感，和对于山的移情了。既然山被词人赋予了这样充分的灵性甚至可说是人性，那么，上片末句冲出青山“唤我溪边住”的语句，就不再突兀丽矫情。两位岁寒之友因品格相似而思谋相伴，简直再合情理不过。
下片借月来自写，也有与上片近似的曲笔和丰富情味。过片说那高天的明月，突然由山头下来了。这就如同一个绝大的悬念，使人不敢置信又渴望得到解释。结韵则作出生动的解释，说这从天而降的明月，是因为被词人读《离骚》的声音所打动和吸引。这解释十分巧妙而合理，因为他巧用月影以替代月亮，听他读书的明月，实不过是清溪里的月影。这样的巧用，显示出他专注于读《离骚》的激愤心情。因专心读书，他再无心仰望天空。偶尔一瞥眼前，只见溪中之月凝止不动，似在入神而听。另外，这里的“夜夜”一语，又将前句瞬间的“明月来”化为夜夜的“明月来”，使词人读《离骚》的行为，不再是一个瞬息性行为，而在重复、延长中加深了它的意义，加强了它所含有的词人感情的勃郁愤懑色彩。夜夜如此，长夜如此，这读《离骚》的人，他的情感强度就不待测量而后知了。
这首词是词人词作中修辞手法运用得最密的作品，如拟人、双关、悬念、暗示等等。而它们也使此词在艺术表达效果上超凡人妙，在情感风味上厚重而含蓄。
这首词是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五代手写卷予中无名氏的作品，写的是一个美丽的歌舞伎在暮春哦节的感受。上片写其外表的华美，下片状其内心的悲哀。婀娜的身姿与擦拭不尽的泪珠、掩饰不了的忧愁，相互映衬，达成一种对比中的和谐。
词的上片是写景，作者从动态着笔，既形象地写出了景物的情态，也婉转地表达出了主人公心头的烦闷和怨情，情和景交融在一起。
下片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抒发了主人公心中无限的怨情，一个平常的比喻将主人公的感情推向了高潮。整首词感情质朴而深沉。
这是一首怨词，写恋人远去，给姑娘带来的痛苦。词的上片先从景写起。前两句，勾画了暮春的景色；燕莺啼叫，柳条在春风中袅袅多姿。作者从动态着笔，写得有声有色。尤其是一个“乱”字，既形象地写出了柳条弄春的情态，也显露了主人公烦闷的心情，情和景交融在一起。经过景物的渲染，主人公出场了：“五陵原上有仙娥，携歌扇，香烂漫”。仙女般的姑娘何其美。歇拍告诉人们她这样出场目的，她是要留住那远去之人，可事与愿违，她只是“留住九华云一片”。作者笔锋一顿一折，婉转地表达了主人公心头的怨情。
下片开头一句直写主人公打扮之美，与上片“仙娥”暗映。接着掉转笔锋写道：“负妾一双偷泪眼”，又与上片怨人去暗映。主人公的怨情依然在这一顿一折中代现出来了。作品到此在表现怨情方面，已经非常形象、非常深沉了。可是最后几句作者又展开想象的翅膀，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抒写心中无限的怨和恨：“泪珠若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以真珠比泪珠，可见泪之多；以泪之多烘写伤心之极，从伤心之极正见出怨情之深。一个平常的比喻在这里却把主人公的感情推向了高潮。
这首词揭示了当时中国女性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追求，以及她们这种追求并不为男子所珍视的社会现实。感情直朴而深沉。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