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的《诗经》,其地位不仅仅在于它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在于它的题材广泛,真切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间的历史、经济、文化、爱情、战争等内容;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写景、叙事、抒情都相当形象细腻,耐人寻味。且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豳风》中的《东山》,就是一篇表现战争题材的,抒情真致细腻的作品。
《东山》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叙述东征后归家前的复杂真致的内心感受,来发出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战士能够结束战争生活,都赶紧解开军装,匆匆穿上平时的衣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战士喜形於色、昐望早日和平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以“行枚”这样典型的行为,代指军旅生活,是用了一种借代的写作手法。《诗经》的艺术手法之成就可见一斑。
下面就是主人公对三年军旅生活的回忆。首先用“比、兴”的手法,“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通过桑虫的生活不堪,来比喻军旅生活的艰辛。使人对战士产生同情。“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就是军人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独”字又是主人公内心孤独的体现,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东山》的每段回环往复地吟诵,不仅仅是音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情节与情感的推进。
第一节是对过往艰辛危险生活的回忆,第二节就是对家乡的变化与前途的猜测。“果蠃之实……燿燿霄行”,这一小节说到,家破屋残,果虫相生,田园荒芜,鬼火燿燿……这是主人公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也是战争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的反映与对战争的无情控诉。这种写法,使我们想起汉乐府的民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裏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其写作方法可谓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山》的控诉战争的视角上,是与后代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它作品主角通常是平民,受战争之苦面流离失所,例如《石壕吏》《新婚别》;或者是从征兵的角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如《木兰诗》《兵车行》。而《东山》的主人公是一位参战的士兵。参加的是被人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的周公东征,并且以胜利一方的身份凯旋。这裏没有雄赳赳的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同样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胜利没能使他逃脱战争的厄运,更说明了战争对於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从而给我们一个思考战争的新角度。
第三段是主人公遥想家中的妻子。通过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更加突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怀念。两者感情交相辉映,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这裏的写作手法,在后代诗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愰,双照泪痕干。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女主人公看到当时结婚时的器物,不禁勾起对丈夫的深深的思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是新婚不久就被迫分开的。更加突现诗的悲剧色彩。由此我们不禁想起题材相似的杜甫的《新婚别》。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源自《诗经》不无道理。
第四段是男主人公继续沉湎於对往事的甜蜜回忆当中。想到当年新婚时,那打扮夺目的皇驳马,那派头十足的接亲队伍,那光彩照人的衣饰……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甜美幸福!主人公又仿佛一下子从美好的回忆掉回现实当中,“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不久便分离,这三年来,家中变成怎样,她这三年的孤独如何难当,他三年的苦水又从何说起……想到见面,只怕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家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如何复杂,如何澎湃难平!但诗中没有太多的叙说,只用了“其旧如之何?”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也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思……
《诗经》的艺术美也一样,永远品味不尽,探究不完。因此,我们要继承好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
这诗是陶集赠答诗中的名篇。诗中念古伤今,流露着作者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羊长史,名松龄,是和作者周旋日久的友人,当时任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的长史。这次是奉使去关中,向新近北伐取胜的刘裕称贺。秦川,今陕西一带。
刘裕在消灭桓玄、卢循等异己势力之后,执掌朝政,功高位尊,已怀有夺取司马氏政权的野心。公元416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师北伐,消灭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国,收复了古都长安、洛阳。自永嘉之乱以来,南北分裂,晋师不出,已逾百年。这次北伐胜利,本是一件大好事。无奈刘裕出兵的动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所以才得胜利,便匆匆南归,去张罗篡位的事了。他一心只是“欲速成篡事,并非真有意于中原”。南北统一的希望,终成泡影。三年之后,他便代晋成了依然偏安江左的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
对刘的意图,作者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对北伐胜利和羊长史入关称贺,他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只在序里淡淡地说了一句“衔使秦川”而在诗中又委婉地讽示友人,不要趋附权势,追求驷马高官。这一切,都显现出这位“隐逸诗人”对现实和政治还是相当敏感、有所干预的。 因为诗所涉及的是很敏感的时政问题,所以其表现也十分隐约、含蓄。
全诗分四节。首节八句,悠徐地从“千载上”说起,说是自己生在三季(夏、商、周三代之末)之后,只有从古人书里,得知些黄帝、虞舜之世的事,不禁慨然长念——那时真风尚存,风俗淳朴平和。言下之意,三季之后,就只剩下欺诈虚伪,争攘篡夺了。这自然是对刘裕的隐隐嘲讽。既提到“古人书”,就以它为纽带,自然地转入下文:也正是从书里,知道了贤圣余迹,多留存在中都一带。点到“贤”字,目光便已遥注到下文的“绮(里季)与甪(里先生)”;而“圣”,则上应“黄虞”。自己是一直向往“贤圣”们所作所为的,所以始终盼望着去那里游骋心目;只是限于关山阻隔(实际是南北分裂的代用语),没能如愿而已。这样缓缓说来,既说出自己对“贤圣”的崇仰心情,也以宾带主,渐渐引入羊长史的北去。思路文理,十分绵密。
次节四句,转入赠诗。现在九域已经初步统一起来了,诗人下了决心,要整治船只车辆,北上一行。听说羊长史要先走一步,自己因身有疾病,难以联袂同行,只有赠诗相送。诗人早衰多病,五十以后即“渐就衰损”(《与子俨等疏》),“负疴”当然是实情;但“不获俱”的真正原因,还应在于羊长史是奉使向刘裕称贺,而自己却是要“游心目”于贤圣遗迹,目的既不同,当然也不必同行了。
“路若经商山”以下八句,是赠诗主旨所在。到关中去,说不定要经过商山,那正是汉代初年不趋附刘邦的绮、角等“四皓”的隐栖之地。作者很自然地借此向友人嘱咐,要他经过时稍稍在那里徘徊瞻仰,并多多向四皓的英灵致意。相传四皓在辞却刘邦迎聘时曾作《紫芝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见《古今乐录》)如今,紫芝无人采,深谷里也大概久乏人迹、芜秽不堪了——多少人已奔竞权势、趋附求荣去了。作者在这里说“为我”,流露出自己是有心上追绮、角精魂的人,同时也示意友人要远慕前贤,勿误入奔竞趋附者的行列。接着,他又化用《紫芝歌》后段的意思警醒友人:“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高车驷马,常会遭罹祸患;贫贱相处,却可互享心神上的欢娱。是讽示,也是忠告,朱光潜在《诗论》中曾举到这首诗说“最足见出他于朋友的厚道”,正指此处。
《紫芝》一歌,可看作这首赠诗的灵魂。篇首的“慨然念黄虞”,已化用了“唐虞世远”之意;直到结尾,作者还郑重写出“清谣结心曲”,深慨绮、甪长往,人既乖违,时代亦疏隔久远,自己只有在累代之下,长怀远慕,慨叹无穷了。“言尽意不舒”,见出作者对时世慨叹的多而且深,也示意友人要理解此心于言语文字之外。
此诗念古伤今,流露着诗人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全诗思路文理绵密,从远处落笔,紧扣正意,徐徐引入,最后突出主旨,手法高妙。
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没有题目,作者不知所咏鸟儿的名字,其本意也不是咏鸟,诗中的政治讽刺意味虽然十分显豁,作者还是不愿直接点明,所以用“绝句”代题。
由陈入隋的诗人韦鼎写过一首《在长安听百舌》:“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也是由一鸟相惊而触动政治感慨,不过是通过埋怨鸟儿在异地仍作乡音而寄托深切的乡国之思。道潜则是慨叹无名之鸟难为善鸣者所容,借以对专权用事者予以讥刺。二诗都用正言反说之祛,韦诗责怪百舌实际是怜惜百舌不知风烟之异,道潜说黄鹂、百舌善鸣实是责其不容异鸟争呜,只不过一个说得曲折,一个用的是比兴。
此诗发端用叙事句法写鸟儿居于高岩而不为人所知,其品种十分珍奇。它飞入户庭时,与春风欵曲而语,又显得十分亲切诚挚。这句写鸟儿情态可爱,依依动人。接着叹息:户庭里得势的是百舌和黄鹏,你唱得再好又有谁听?这一问,表面上只是惋惜户庭已有善鸣之鸟,异鸟飞来未必能受赏识,其实意味深长。黄鹂、百舌都是常见的鸣禽,黄鹂即黄莺,百舌是伯劳的一种,一名反舌,能反复其舌,在春天随百鸟鸣叫,到夏天停止。这两种鸟因鸣声圆滑而常为人所畜养,它们把持歌坛,自不容珍奇的鸟儿前来争鸣。同时,古人认为,“反舌有声,佞人在侧”(《汲冢周书》),杜甫《百舌》诗曾借此鸟托讽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直接以百舌的鸣叫来影射君侧有谗佞之人。联系道潜的身世背景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用意是讥刺朝廷专权用事的新党,直指他们为君侧的佞人。
道潜与苏轼交好,绍圣(1094-1098)初期,苏轼被贬往惠州,道潜也因作诗讥刺时政而得罪,被勒令还俗,编管兖州。当时新法已经变质,执掌朝政的是章惇、曾布、蔡京等一伙人。这首诗将这一伙人比作鸣声圆滑、反复其舌的百舌、黄鹂,不光是嘲讽他们凭着伶俐圆滑、唱得好听而得势一时,而且还有力地抨击了他们专恣弄权、妒才忌贤的行径,诗中对不知名的鸟儿深表惋惜,也是对那些遭受排挤的高才遗贤寄予同情之心。
这首诗的客观意义要比作者的寄意还要深广。无名鸟儿唱得再好也无人来听,又说明听众缺乏鉴别能力,既不识高低,又不辨清浊,只能欣赏百舌、黄鹂凡庸的曲调。它还联系到自古以来由于小人用事而致使人才受排挤、遭冷落的现象,以及由于世人鉴识力的低下而造成的曲高和寡、庸音喧扰的情况。所以,此诗虽然语浅意露,一目了然,却能在多方面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