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小诗主要写景,而情隐景中,驱遣景物形象,传达了怀乡、思友的感情。在暮春三月的晴江之上,诗人仰视,有落日与绮霞;遥望,有远山如眉黛;俯察,有青青的芳草。这些物态,高低远近,错落有致。情,就从中生发出来。
首句炼在“低”字。在生活中可观察到,日低时才见晚霞,日愈落下,霞的位置亦愈低,就是“落霞”。一个“低”字写出此刻晚日沉沉,含山欲坠;落霞经晚日的金光从下面映射,更显得色彩斑斓,极为绮丽。晚日与绮霞,两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次句“远”字传神。青山一抹,宛如美人画眉的翠黛。这一美景,全从“远”字得来。近处看山,便非这种色调。
第三句“青”字最见匠心。这里“春”下单着一个“青”字,别有韵味。这个“青”与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同一杼轴。王安石的“绿”,由“过、到、入、满”等经几次涂改方始得来,足见锤炼功力。韩琮在此炼得“青”字,早于王安石几百年,应该说是“先得我心”。正是这个“青”字使全句飞动起来,春风唤醒了沉睡的河畔,吹“青”了芳草,绿油油,嫩茸茸,青毡似地沿着河畔伸展开去。这一盎然春意,多靠“青”字给人们带来信息。
全诗着力点最终落在末句“望”字上。“望”字承前启后,肩负着双重任务。前三句的景是在诗人一望中摄取的。由望景联想到望乡,望乡自不免怀旧,所以诗题不仅标出“晚春江晴”,而且缀以“寄友人”。然而诗人为什么不说“正是望乡时”,偏说“不是望乡时”?望景怀乡,望景怀人,本是常情,但诗人故意不直陈,而以反意出之。正如辛弃疾在《丑奴儿》下片中所说的:“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词不言愁而愁益深,此诗不言望乡而望乡之情弥切矣。
全诗四句,有景有情,前三句重笔状景,景是明丽的,景中的情是轻松的。末一句收笔言情,情是惆怅的,情中的景则是迷惘的。诗中除晚日、远山都与乡情相关外,见春草而动乡情更多见于骚客吟咏,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等都是。韩琮此诗从“晚日”、“远山”写到“春草”,导入“望乡”,情与景协调一致,显得很自然。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斯言可于这首小诗中得到默契。
公元422年(永初三年),谢灵运被降职外放永嘉任太守。诗人在郡不理政务,恣情遨游山水。每游一处,必有诗篇记胜。这首诗即是其一。据《读史方舆纪要》说:“(永嘉)西北二十里有青嶂山,上有大湖,澄波浩渺,一名七峰山。”此青嶂山,似即绿嶂山。
谢灵运的山水诗多采取纪游的写法。其章法结构,大抵是先纪游,继写景,最后兴情悟理。此诗即采取这种井然的推展次序。起首二句,写他出发前的准备和启程情况。诗人携带足够的干粮,拄着轻便的手杖,兴致勃勃地启程了。他沿着逶迤起伏的山路徐行而上,要攀登那风景清幽奇险的高峰。“怀迟”,与威夷、逶随、逶迤等词通。“幽室”,风景清幽之处,指绿嶂山。灵运是一位旅行家、冒险家。他所选择的风景,不是那些寻常易见的田园或低丘浅流,他对山水的欣赏,不像陶渊明那样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眺望为满足。他总是以高山深谷为目标,欲求人所未见的幽景奇观。这两句的“裹粮”和“杖策”,就表明了这次旅游路程之遥远险阻,也流露出诗人寻幽探胜的极大热忱。灵运诗这种在开篇记游时即表现出的欣喜向往之情,往往能使人一开卷就引起感情的共鸣。次二句,写他溯流而上,向溪涧的源头前进;到了上岸处,兴致仍然十分浓厚。这是全诗的第一个层次,即纪游。轻快灵动的诗句,已引领读者步入佳境。
以下八句,即依照游历次序,描绘途次的风景。诗人循溪畔步游,但见溪边水波澹澹,并在山湾处汇集,凝成了一个澄碧的深潭。潭上烟雾弥漫,使他感觉凛然生寒。环视溪潭岸上,修竹环合,摇曳风中,虽经秋霜之冻,愈见得青翠光润,葱郁可人,显出坚贞的品质。“团栾”亦作“檀栾”,形容竹的形貌之词。“寒姿”指水,“霜质”谓竹。诗人沿着溪潭继续游赏,遥看涧流弯弯曲曲,像蛇一样蜿蜒而去,使他难以辨明流水的去向。举目望去,山林伸向远方,那山岩也随着林子延伸,越到远处,看起来岩层越密。诗人置身在这无边无际的深碧苍翠之中,已经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他朝西看,密林中漏下的落日余光斑斑驳驳,令人怀疑可能已是夜晚,明月初升了。再向东看,岩壁上隐现出昏黄的月色,又使他怀疑是夕阳正在沉落。灵运写山水景色,最擅长实景实写,细腻刻画。正如王夫之所评:“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虚”(《古诗评选》卷五)。这六句,从视觉、触觉、感觉、错觉多方面着笔,准确地表现出深山大壑中密林幽涧的气象,又利用浅深、明暗、远近的对比,显示了山水的繁复、曲折,阴暗、清冷,造成一种幽深、神秘、变幻莫测的境界。如此神秘幽异的原始山林景色,是前人所未见到也未写过的。灵运写山水,为了达到“情必极貌以写物”的目标,便力求“辞必穷力而追新”,以新的语言词眼表达新奇的意象。这几句中的“委”与“迥”,“屡迷”与“逾密”,状景异常精细逼真。“澹潋结寒姿,团栾润霜质”一联,在上下句之中造设“澹潋”、“团栾”两个叠韵词对偶,造成听觉上整齐铿锵的韵律感;而“结”与“润”两个动词,分置于句中第三字的中间位置,构成“句中眼”,更使景物呈现出活泼的生气与清新的韵致,显出诗人的匠心巧思。“践夕”二句,总揽一笔,说自己在深山中只顾赏玩幽景,忘却了时间的推移,不觉中,已从早上游到了黄昏。而岩林最幽深最隐蔽的地方,也都游历到了,以上是第二层次,诗人以其丽情密藻铺叙景物,形成了全篇最精采的部分。
“蛊上”以下八句,是第三层次,即兴情悟理。这一部分写得较为枯燥,下面略作解释。“蛊上”,谓蛊卦上九。《周易·蛊》说:“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履二”,谓履卦九二。《周易·履》说:“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贵”、“美”都是主张、赞赏之意。“幽人”和“高尚”两句紧承上两句,进而抒发情怀,说凡隐逸之人,都是心怀坦荡,安行无碍,这种高尚之风,高远之趣,真是举世无双的了。读者不难发现,灵运这里已是以“幽人”自居了。“颐阿”,应答之声;“何端”,即何由。这一句意思说:我身心都沉浸在阒无人迹的山林之中,再也无由听到謦欬之声了。“寂寞”句,同样出于《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一”是道或大全的意思,抱一就是守道。这句说:我只能在寂寞中把思想感情寄托于老庄玄理,安性守道。结尾一联,上句的“如”字,应作“知”。《庄子·缮性篇》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其大意是说,知识是有害的,要追求“大道”,就必须恬静无为,任其自然,摒弃知识。而摒弃知识,才是真正的“知”。恬静无为养育了这个“知”,而这个“知”又反过来养育了恬静无为。二者“交相养”、相互促成,人性中就产生了“和理”(指至为纯粹平和的精神境界)。这个方法,就是“缮性”。缮是“治”的意思,治性,亦即养性之意。灵运在这里说,在此自然的环抱中,他感到自己已经达到了“恬知交相养”的境界,从此可以去讲究养生之道了。
这首诗虽然多了一个语言晦涩乏味的“玄言尾巴”,但它不仅模山范水方面极为生动、清新,而且对于游历的过程、时间,地点、心情,都交待得明白清晰,表现出一种登涉之趣。因此,读者读这首诗,仍然会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诗人攀岩泛流,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从而获得与大自然交感会通的审美上的愉悦。
《陇西行》是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内容写边塞战争。陇西,即今甘肃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这首《陇西行》诗反映了唐代长期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汉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