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此诗意在描写打猎人的本领和美德。其人带着猎犬出猎，品德仁慈，卷发美髯，具有长者之相。作者是以羡慕的眼光，对猎人的外在英姿和内在美德进行夸赞。
打猎是古代农牧社会习以为常的事。猎者除获得生活所需之物外，还有健身习武的好处。古人认为，国家要强盛，离不开文治武功。体魄强健，好勇善战，体现了国人的尚武精神。仁爱慈善，足智多谋，体现了国人的文明精神。因此，文武并崇，刚柔兼济，在古代形成一种风尚，一种共识。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人们往往把是否能文能武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出息的重要标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以这种标准与眼光来衡量和观察各种人物，一旦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就倍加赞赏，此诗中的猎者就是其中一例。作者选取狩猎这一常见习俗，对猎人的善良、勇敢、能干和美姿进行赞誉，既是情理中事，又是诗人审美眼光独到之处。
此诗采用了由犬及人、由实到虚的写法。全诗共三章，每章的第一句均以实写手法写犬；每章的第二句均以虚写手法写人。
“即物指人，意态可掬”（陈震《读诗识小录》）。“令令”“重环”“重鋂”，是写犬，不仅描绘其貌，而且描摹其声。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黑犬在猎人跟前的受宠貌和兴奋貌，猎犬在跑动中套环发出的响声等等，这就从一个侧面烘托出狩猎时的气氛。未见其人，先闻其“卢令令”之声。后面才走出诗中的主人公。“美且仁”“美且鬈”“美且偲”，则是写人，在夸赞猎人英姿的同时，又夸赞猎人的善良、勇敢和才干。这样看来，诗中所赞美的猎人，是个文武双全、才貌出众的人物，以致引起旁观者（包括作者）的羡慕、敬仰和爱戴。从感情的角度看是真实的，从当时所崇尚的民风看，也是可信的。
全诗仅二十四字，就勾勒出一个壮美、仁爱、勇武、多才的年青猎人带着心爱的猎犬打猎的情景，文字简练，形象生动。
此诗以民歌形式，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通过对比手法讽刺时局，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级，鞭笞了皇帝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的强烈呼声。
《捕渔谣》共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用两种方式组合：一是不同内容的排比，拓宽外延；二是同一内容的对比，深化内涵，并集中在一个焦点（主题）曝光。丰茸其辞而凝炼其意，正是民间歌谣的普遍特色。远者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近者如民歌：“种田郎，吃米糠；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其语虽浅显，事虽明了，作者仅仅作客观叙写，不加褒贬，而事实提供的强烈对比，却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憎爱态度。
进一步考察，《捕渔谣》所列举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写农桑为立国之本，废于征战；人才为兴邦之道，囿于偏见；夫妇为人伦之先，乱由上作。天子所好虽不过尔尔，其影响却至巨至大。诚如司马迁言：“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即以冯唐而论，冯唐向以不遇于时作为典故人物流传，在汉时尚数次有人举荐，如今竟至于荐引无人，可悲可叹。曹邺对晚唐社会的病态症结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针对的时事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感。
至于题作《捕渔谣》，而诗却无相关内容，或以为怪异。盖民歌民谣向有特殊调名，如近世“杨柳青”“马灯调”“莲花落”“无锡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写直接内容，后来渐渐失去联系。水路山歌，渔夫樵子，“牧笛无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洒脱。文人词原亦由民间词发展而来。其词调最初大抵有来历，尔后创作渐多，遂与内容分离；犹如时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陈酿作商标，示其古朴醇正而已。顺便再说一说章法，前两章如正形方阵，纵横悉成对衬；第三章奇数陡起，便觉欹兀，戛然而止，锐其锋芒。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