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说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并且对其作了具体介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些描写，形象而具体地写出了莲花的特点，作者对莲花的赞美之情主要寓于对莲花的描写之中。《白莲》这首诗却不同，这首诗虽然是以“白莲”为题，以莲花为吟咏对象，但诗人没有对白莲作具体描绘，而是抓住白莲颜色的特点，借题发挥，直述诗人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
诗的第一句：“素花多蒙别艳欺”便明显地指向人事。有不少人轻视乃至鄙弃素色的花卉，而专门喜欢那些妖艳的花朵。封建社会的上层社会也是这样，一些朴实无华，不善于表现自己的人往往被忽视，被埋没，被欺凌，而一些华而不实的家伙则往往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欣赏与重用。这句诗明显地指向了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诗的第二句就更明显了，瑶池是传说中的神仙世界，是无比高雅神圣的地方。诗人说白莲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占据一个位置，这明显地是在说那些有才能的人应该在人类社会上得到自已应得到的地位。这里当然也不能排除诗人有自况的意思。可是，在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被摧残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使诗人感到愤怒，也使诗人感到悲哀，因此在此诗的最后两句，诗人塑造了在晓月清风之中即将凋谢的白莲这一形象，让人们注意，向人们提出了问题。这就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控诉封建统治者摧残与埋没人才。这首诗就是这样通过对白莲的吟咏，揭露了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被摧残的不合理现象，为被埋没、被摧残的人才鸣不平，为他们发出呼呼的。这首诗诗主要运用象征的手法，议论与描写结合得十分巧妙，语言也通俗易懂，概括力强。
《白莲》一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新意；然而它并没有黏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好像无情，但却有恨，在天欲晓而残月尚在，凉爽的晨风吹着，无人知觉的时候，这正是白莲的花瓣将要坠落的时候。这样的想象和描写是既适合作者心目中的白莲的性格的特点，而且又很有情致和余味的。因为有诗的感觉和想象的诗人写诗，并不是仅仅打一个比喻，借题发挥，发一点个人的牢骚，而是对他所歌咏的对象，总是感到了诗意，感到了有动人的地方，然后才可能写出可以打动人的真正的诗来。最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
《菊花诗》以《残菊》作结，“总收前题之盛”（宝钗语）。盛极而衰，这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人世亦然。这首诗借描写残菊，暗示了贾府的没落和众人离散的结局。
首联中，“露凝霜重”表明贾府所面临的危机日渐严重，大厦已摇摇欲坠，而众人无知无觉，还在宴赏作乐。
次联暗示了贾府没落后众人的命运。她们曾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却焦黄淡泊，丧失了往日的色彩。不光是她们，整个家庭都将 “家亡人散各奔腾”。“金淡泊”、 “翠离披”，既写出了往日金翠耀眼的繁华景象，又形象地刻画出了后来的破败情形，可见作者遣词造语的功力。难怪宝玉对这几个字也要心服口服了。这一联写菊花，已经形容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颈联转而写人。“才自精明志自高”，作为一个有才能、有志气的女孩子，探春早已对家族中潜伏的危机有所认识，只是苦于无力回天。他日远嫁异乡，更使她日夜牵挂家中亲人，以至夜不能眠，听着窗外秋虫的叫声越来越弱，天空中，迟归的大雁迎着万里寒云缓缓飞翔，留下凄厉的哀鸣。在这幅阴冷的背景画面中，贾探春强打精神，安慰菊花，也安慰自己：“明年的秋天，还有相会的时刻，这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所以不必过于相思。”这让读者想起了《红楼梦曲·分骨肉》中探春的口气：“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但是明岁的菊花，已不再是今年的菊花。正如甄士隐在《好了歌注》中所唱：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人生如梦，而又不是梦；消逝的将会永远消逝，新来的不知何时会来。戏依旧在上演，而主角却换了又换，散场后的落寞，只能由当事人独自体味。程本续书，为读者暗示了一个“兰桂齐芳” 的结局，这正如探春“暂时分手” 的愿望一样，不过是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真实的人生中，往往既充满希望，又充满了无奈，面对有情与无情交织而成的现实，读者体味到一种更加彻骨的悲哀。
这首诗的前六句，渐次抒写了生命力极强的菊花，现在已是一片残败的景象，透露出探春对群芳悲剧命运的冷静洞察。但是，在大观园里的所有少女中，探春是最积极的，她面对残菊并不颓废。 在尾联中，她表达了不必为花残而悲伤，“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的情怀。她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后来她愤然表示要冲出这个衰颓的家庭，出去“立出一番事业来”就是明证。
从《红楼梦》和《菊花诗》的总体构思上看，“残菊”是蕴含着“残局”的意思的。菊花的整个生命历程，暗寓着贾府由盛而衰的历程，暗寓着大观园中的青少年的人生悲剧的历程，伏脉遥迢，丝丝入扣，仅仅作为一首孤立的诗来看是不够的。
诗篇抒写壮志难酬、罢职闲居的感慨。诗的前四句用“黄鹄”事起兴，写闲居情况。后四句写闲居心情，以仰慕李广与要离明志。这首诗对仗工整，呼应自然，典故的引用使语意达观、含蓄。
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的结尾说：“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以“哀鸣”无“所投”的黄鹄自比；以“各有稻粱谋”的“随阳雁”比胸无大志、只谋衣食的常人，感慨自己因怀抱大志而遭遇饥寒。陆游在诗的起联，即运用杜诗作典故，抒发和杜甫同样的感慨。杜诗说黄鹄“何所投”，此诗不明说自己罢职后所受饥寒的威胁，只用“黄鹄”的“未免饥”作比兴，倒过来用“自笑”“欲何之”扣住“此身”。语意达观、含蓄，但处境的艰难可知。诗人一贯想为国驰驱，收复失地，以“英雄”自命，现在却被迫“闭门种菜”，命运可能要他“老”于这种境遇之中，不免引起他的愤慨。颔联起句，却以闲淡语出之。对句用《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家，不受重视，弹铗而歌“食无鱼”的故事，以自嘲富贵难求。这句表面说“思鱼”和叹“富贵迟”，实际上是表现对富贵并不强求。这两句也写得含蓄，但愤慨与达观之情并见。“黄鹄”句可与同期《遣兴》的“鹤料无多又扫空”句参看，“种菜”句可与同期《归耕》的“有圃免烦官送菜”句参看。
颈联以仰慕李广与要离明志。诗说要“入山随李广”，指李广罢居南山射猎事。“穿冢近要离”，则表示死后墓地也要与要离为邻。诗人对这两个失败英雄，常常形诸吟咏，如《躬耕》写“无复短衣随李广”，《江楼醉中作》写“生希李广名飞将”，《言怀》写“愿乞一棺地，葬近要离坟”，《感兴》写“起坟仍要近要离”，这是诗人意识到自己的悲剧遭遇与悲剧性格的表现。这一联诗也是慷慨辛酸，兼而有之。结联说要对月“强醉”，以解“过悲”之情；但一“强”字，一“过”字，更增辛酸之感。
诗从闲淡到慷慨到辛酸。情境可悲，而意气犹豪，不失陆游诗的特色。至于对仗与呼应的灵活自然，尤其是他的长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