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此词选自《彊村语业》卷一，通过对送春情景的描述，寄托对如暮春般飘零衰弱的时局、身世的担忧，以及对寄书故人的思念。类似题材与寓意在诗词中颇为常见，而此词的特色在于用沉稳、畅健的笔调来表达意绪，形成一种沧桑感。只因这种种寥落、孤寂、凄清的意绪由来已久，才能以司空见惯的沉稳心态来应对、排解。换言之，这种沉稳也正意味种种意绪忧结已深，刻骨铭心了。即如辛弃疾《丑奴儿》所言：“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起句已营造出与通常送春词不同的平静沉稳氛围，似乎春天与白昼在无风无雨的平静中安安稳稳地就过去了。以下三句则是在平稳的掩盖下。暗暗透出种种深层的不安，春风“匆匆染柳熏桃过”，似乎无声无息就飘逝了。而期间被略去的，是其成就又摧折桃柳繁华的过程，正是这种被隐藏的起伏跌宕，暗自酝造愁多少，流露在锦笺凄调中，体现在旧笑新颦中，残留在拆绣池台中。莺燕会在林中迷路，也正因连它们也不能适应周围景色发生了如此迅速的盛衰变化，而书稿半已残缺，则表明这凄调已不知写了几年，春去之痛已不知经历几回了。曾经轰轰烈烈，最终却去不留痕，就更显得可悲可叹。春是如此，变法、国运、青春、友情就更是如此了。
眼看着不安就要涌出，故换头二句不得不以加倍的沉稳来控制。落花随水流去，本是哀景，而作者偏说好，只因带去了西园的落花，正免得人睹物伤怀，也算是带去伤春恨了。这种兼有乐观与回避性质的宽慰与“却道天凉好个秋”何其相似！此后再接再厉——那涵盖种种愁绪的凭栏意，欲说还休，且交付给杜鹃去说吧。至于人，又何妨在东风中伴随着春光悄悄地度过年华呢？然而，出去归来都注视着这令人销魂的落花残春，满怀的愁绪终是难消，故最终决定要借酒醉摆脱愁绪。而此时已是春尽夏至，绿树成荫了——作者春愁持续的时间之长可见，消愁的种种尝试都为徒劳也可知。末道：“谁与玉山倒？”则表明连戒酒避愁的尝试也要失败了，只因能与共醉的知音人实在难寻啊。
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
刘禹锡《吊张曲江序》说张被贬之后，“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这是知人之言。用这段话来评《归燕诗》同样是适合的，《归燕诗》就是“托讽禽鸟”之作。
诗从海燕“微眇”写起，隐寓诗人自己出身微贱，是从民间来的，不像李林甫那样出身华贵。“乘春亦暂来”句，表明自己在圣明的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如燕子春来秋去，是不会久留的。中间四句，以燕子不知“泥滓”之贱，只见“玉堂”开着，便一日数次出入其间，衔泥作窠，来隐寓自己在朝廷为相，日夜辛劳，惨淡经营。“绣户”、“华堂”和“玉堂”，都是隐喻朝廷。末句是告诫李林甫：我无心与你争权夺利，你不必猜忌、中伤我，我要退隐了。当时大权已经落在李林甫手中，张九龄自知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不得不退让，实则并非没有牢骚和感慨。
这首律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风格清淡，如“轻缣素练”（张说评张九龄语）一般。它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子，却又是张九龄的自我写照。作者的艺术匠心，主要就表现在他选择了最能模写自己的形象的外物──燕子。句句诗不离燕子，但又不黏于燕子，达到不即不离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