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对自诩豪侠的市井少年的刻画和揶揄，表达了诗人对当世侠士的失望，也隐含着诗人对理想侠士的渴念。开头两句是市井少年的自夸之辞，三四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骄狂之态，五六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躁进，结尾两句是对自诩豪侠者的揶揄。全诗用典贴切生动，意蕴曲折幽微。
首联两句是市井少年的自夸之辞。夸说武器的锋利，实是吹嘘技艺的高超，自诩利刃天下无双，犹言自负绝艺天下难敌。
颔联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骄狂之态。“襄阳走马客”，此句并非实指，而是借襄阳历史名人来喻写所谓的侠客。襄阳历史上与骑马相关的名人，一是晋代镇南将军山简，他驻守襄阳时，经常醉后策马狂奔，自比中原健儿；另一个是梁武帝萧衍，他做襄阳守将时，积极备兵秣马，准备进击立都扬州的齐东昏侯。两个襄阳名人，一个醉后纵马，骄狂放荡，一个备马盘缰，立意杀人，确与骄狂无忌、渴望杀人的市井豪侠有几分相像，故喻之为 “襄阳走马客”。
颈联两句述写市井少年的躁进。他急切地想杀人立威，嫌日子过得太慢、太无聊。朝、暮，既有自朝至暮的意思，也有朝朝复暮暮之意。两句诗都表达同一个意思，以重复的笔法铺写其百无聊赖。这种嫌恨似是未曾杀过人者对于挺阳杀人的盲目向往，大言惑众，并非职业杀手未得新雇主时的恼恨。如果已杀过人，未必会如此张扬。李白《侠客行》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见报仇杀人者，定会隐身远遁，不会喋喋不休地向人夸说自己有“辞乡” 的利阳，渴望锋刃饮血。
尾联两句是对自诩豪侠者的揶揄。这与开头两句遥相呼应，开头是“豪侠”的自我吹嘘，结尾是对“豪侠”的当头棒喝。言外之意是说，自称能仗阳杀人的侠客，未必真有过人的本领，恐怕多半是言过其实的市井少年，连照看自身都未必能做到。
此诗的主旨是通过对自诩豪侠的市井少年的刻画和揶揄，表示对当世侠士的失望；而在失望之中，实隐含着对于理想侠士的渴念。这后一层意思，透露出凄苦落寞而又激愤不平的身世之感。诗中曲折幽微的意蕴，非潜心涵咏，难以索解。
此诗另有一说，认为李贺亦用“阳”这意象表达了作者对自己的高度自诩和自信。诗人是用阳之锋利喻自己才能之卓异，谓志士有四方之意，怀抱利器，只知为人，不知为己，却终不得一试。
这是一首送别诗，送别的对象为“何遁山人”，“山人”一般指隐士或与世无争的高人。根据题目中的“归蜀”一词可知，何遁山人是要回在蜀地的家。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手法的使用。送别诗用想象的手法，想象所送之人与自己分别之后的情况，当属常见。但这首诗却与别诗另有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全诗四联八句均为想象之语，没有一句实写两人分别时的情形。此诗全用想象，读来却无重复累赘之感，这是为什么？诗人想象的角度不同使然。
根据诗人想象的角度，这首诗可分为两层：前两联为一层，后两联为一层。
我们先看前两联。这两联是从何遁山人远在蜀地的孩子（“童稚”）的角度进行想象。
首联“春风入树绿，童稚望柴扉“，乃诗人想象何遁山人的孩子在自家柴扉外急切地盼望父亲归来。首句“春风入树绿”是写景，描写春风吹过，蜀地的枯树骤然变绿的情形。此句写景，作用有二：一，为全诗奠定明朗、欣悦的感情基调；二，引出下面一句“童稚望柴扉”。“童稚望柴扉”是说何遁山人的孩子站在自家的柴扉之外向父亲归来的方向望去。这个孩子之所以急切地盼望父亲归来，正是因为春风重归蜀地的景象让他想起在外未归的父亲。
颔联“远壑杜鹃响，前山蜀客归”，紧承首联，想象何遁山人倚门远望的孩子忽然听到远处的山壑中传来杜鹃的叫声，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翻过前山回来了。此联，诗人不写孩子望到父亲归来时的反应，只说孩子看到父亲回来了，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极大地想象空间。孩子看到父亲时的欢喜雀跃自不待说，除此之外，他还会做些什么？是赶紧回家将喜讯告诉母亲以及其他家人？还是直接兴冲冲地跑过去迎接父亲？还是先告诉家人，然后和家人一起去迎接父亲？这是诗人故意留下的空白，需读者通过想象去填充。要指出的是，首联和颔联虽然只写了何遁山人的孩子，但透过孩子，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家人对山人归来的急切盼望和看到山人归来的极度喜悦。
因为颔联已写到“蜀客归”，诗歌后两联就自然转而从何遁山人的角度展开想象，想象其回家之后的情形。
颈联“到家壑社燕，下马浣征衣”，想象何遁山人初到家乡的情形。社燕者，春燕也。燕子春社时来，秋社时去，故有“社燕”之称。何遁山人刚刚返乡，燕子也刚刚归来，两者相见真如老友相壑，其场面当何等亲切、喜悦！“征衣”，旅人之衣。山人到家，下得马来，立即脱下征衣，洗掉征尘，其对漂泊生活当是何等厌恶，到家之后的心情当是何等轻松、愉快！此联一“壑”一“浣”，写尽了山人回乡后的喜悦。
尾联“终日自临水，应知已息机”，想象何遁山人的隐居生活：终日在水边钓鱼，完全摆脱了世俗的琐事杂务，恬淡闲适。此联想象何遁山人的隐居生活，一方面表达了对朋友的良好祝愿，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
除想象手法的使用，作为送别诗，这首诗与其它送别诗还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全诗丝毫没有送人时的惆怅感伤，甚至没有对朋友的留恋，有的是为朋友归乡而高兴，有的是对其以后生活的良好祝愿，有的是对朋友归乡的羡慕。
《莺啼序·重过金陵》凭高所见实景入手，从而引出对三国、六朝的疑问，咏史怀古。全词四片，借用“赋”的笔法依次铺叙开来。
第一片是总写，点题之后，写出词人心情、时令。起首“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两句化用了南朝诗人谢朓的《隋王鼓吹曲·入朝曲》：“江南嗟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词人借它作为点题之用，截取了“迢递朱楼”四个字，令读者勾起对谢朓那首诗的联想。金陵古都，金陵故事，全都浮现于词句之中。点题之后，透露出词人的心境。“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嗟致。”这两句，含义深婉。词人自称“倦客”，他经历了亡国、被掳、出家、放归等等一系列巨变，饱尝丧国之后带来的屈辱和悲痛，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厌倦情绪的缘故。“倦客”二字，透露了词人对现实不满但无奈的悲苦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重游故地，眼前仍然是“迢递朱楼”，在他眼里，已失去“嗟致”。接着“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词人连“成憔悴”和“少嗟致”在一起，叙心境和写时令的两层意思就密合起来了。“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词人用疑问句点出主题：怀古之幽情。”少嗟致“”成憔悴“的景况和”金陵故都最好“的观念在词人看来已不能相称，使人疑窦顿生：难道这就是那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和奇人伟士迭现的六朝时代的故都吗？疑问的实质是感叹，是一种对历史逝去，豪杰已成古人的咏叹。唯有青山不变，不谙人世沧桑，仍可作历史之见证。这首词的首片的作用只引领下文，故而写得比较概括。
第二片转入具体的写景和抒情的描写。“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三句着眼于虚拟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词人通过景物描写，暗喻世事之更替，另外用典表意。如“麦甸葵丘”、“荒台败垒”皆有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是“麦甸葵丘”之典出。宫殿崔嵬、歌舞升平已不在，如今却只任凭麋鹿野猪去奔走践踏。《史记·淮南王安传》“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伍子胥苦谏吴王而不见纳，愤然自慨。词人把这两个曲故合起来看，用意甚明，慨南宋之不奋，抒己之伤悲。“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化用了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和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词人隐括唐人诗句采取的手法是把唐人的句子拆开，但仍保持着前后的呼应，同时又把自己的句子融合进去，根据词调的要求，重新组合。词人在隐括、化用前人诗词，重新进行拆改组合的过程中，是煞费苦心的。把前人的句子放得十分妥贴，对于那些完全出于自己手笔的句子，如“未把酒、愁心先醉”，作了周到的安排，熔借来的句子和已句于一炉，且使其错落有致，密合无间。这几个句子直接抒发作者的怀旧情丝，强烈表达词人的主观感情，故而在全词当中位置重要。起到统率全段的作用，从而显示了词人的主导作用和作品的创造性质。抒发故情旧绪，转入了对历史的评述。
第三片开始两句“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连用叠字，加重了悲凉凄惨之感，“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接第二片最后杜牧《泊秦淮》诗句，流露出亡国之痛。面对故都两座楼阁“临春”“结绮”，感叹国家衰亡，昔人已去，无不饱含对亡国之君的强烈谴责。白居易《和关盼盼感事诗》里道：“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词人在词中写成了“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两句，并暗用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的句意和刘禹锡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抒发了他面对历史陈迹而萌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意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词人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词人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国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词人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意味极为深长。
这首词着眼于金陵的历史、人物、街巷、江河、城郭，描写古今兴亡的大主题，是借古伤今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全词多处化用古人典故及诗词，却稳妥贴切，语意自然恰当。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