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追叙宋神宗熙宁四年秋，苏轼与苏辙同游陈州（今河南淮阳）柳湖的情景。当时，苏辙在陈州任学官，苏轼由汴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陈州，二人相晤甚欢。词中以柳湖为中心描写景物，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柳湖以“柳”取胜，开头“柳花飞处”四字便是着力的一笔。对于湖面，苏轼着重写出它的明净，用刚刚打磨过的镜子（“鉴新磨”）来形容。苏轼笔下的景物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花飞”、“麦摇波”、“飞棹”等都富有动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在、轻盈的美的境界，烘托出苏轼、苏辙二人游湖时欢快、悠闲的心情。
下片写当前景物，并抒写了苏轼、苏辙二人离合的情思。开头两句用对仗描写眼前景物，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水天连成一片，波光粼粼，小楼上风和日丽。一切平静，安适，隐含着传告平安的意思。然而一想到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苏轼心中便波澜突起。最后两句情、景兼到，抒写离愁曲折有致，而又深切动人。“暮云多”，既是楼头远眺所及的实景，因而成了苏轼远望济南的障碍物。篇末提到“归去”，是因为苏轼、苏辙二人早年曾有，早日隐退而为“夜雨对床”之乐的约定（参见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即使日后能如愿以偿，与当前的别离仍有巨大的“时间差”，因而深感痛苦和无奈，可见离愁的深重。
全词，表达了苏轼对苏辙的思念之情。上片、下片之间的虚实变化用了“暗转”的写法。上片是由苏轼的回忆所构成的虚境，下片头两句则转换成眼前的实境，而其间未用任何字面加以提示，前后的联络与变化形成了一种“暗转”。这是写作艺术浓缩的结果。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抛球乐》一调，虽非三叠，但上下两片一百八十七字，在词中也算得长篇巨制了，柳永此词，写春日清明，把自然之美、节日之盛、游人之欢、宴饮之畅，纷繁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花团锦簇，炫人眼目。
据《枫窗小牍》、《汴京遗迹考》、《宋东京考》、《东都志略》等书所录，汴京周围有名可举的园林有八十余处，游赏园林成为汴京一时的风尚。这首词描绘了都城人民探春游园的活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游赏园林的盛大场面，而且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太平时及时行乐的社会心态，这比一般性的史志记载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承平时期的时代风貌，既是一首词中赋体佳作，又可看做是一则珍贵的史料。
词的上片可分六段前三段写清明节美丽的自然景色，后三段写清明节节日盛况。
“晓来天气浓淡”二句为第一段，写自然气候，天气忽晴忽阴，不时会有细雨落下，写的疏疏淡淡。“近清明”四句为第二段，写自然景物，巷陌里风吹柳絮，池塘边烟笼芳草，写的极其飘逸而秀雅。词人结以“尽清图画”四字，画乃水墨画。词人仅用十六字便描画出一幅清明烟雨图，笔力清劲而简洁。“艳杏暖”二句为第三段，承接上段，继续写自然景物，写艳丽的杏花和悬垂的杨柳，并且用了“犯而不犯”的笔法，重复中显出了不重复。这些景物颜色浓艳，又与之前的风絮、烟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语言上用了对偶，手法上用了拟人手法。但景物选择上有些小气与作态，失掉了自然本色。
上片的后三段以铺写的方式写了民间节日盛况。“是处丽质盈盈”三句为第四段，写少女们荡秋千。以“盈盈”状其仪态，以“嘻嘻”状其笑貌，以“争簇”状其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态。第五段写男子戏彩球。斗鸡、驰马的游乐，“彩球”配以“罗绶”，“金鸡”饰以“芥羽”，“芳郊绿野”是驰骋的园地，也写得华丽而热烈，少女的活动以“是处”二字领起，男子的活动则以“芳郊绿野”结住，都是为突出清明游嬉的场面，处处展现着节日的民风民俗。第六段是为嬉游的场面配上笛声、“和雅”的“繁弦”声，而更加活泼与热烈，毫不夸张地使清明节的民间游艺超过了贵族豪门的王陵之游。
上片至此结住，词人的主体形象似在此游乐的场面中，又似游离于这场面之外。至下片词人的形象才正式登场，他把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一系列的清明游乐活动中。
第一步，他“泥画轮”，“羁宝马”于“名园深处”，这里词人还用了“争”字和“竞”字，可见当时同游人数之多，也道出了词人游历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第二步，他随意地“罗列杯盘”于“芳树”的“绿阴红影”下，开始饮酒，事与景和谐地相融为一。第三步，赏舞听歌以壮游兴，舞如“莺娇”，歌如“燕姹，使人尽欢尽兴。于是引发出第四步，词人内心的价值较量，寸大之珠、片阔之玉是宝物，再贵也有价，比不上今天的“浓欢”“无价”。至此，词人已有些飘飘然而忘形再进一步，词人大呼，任凭它美酒一斗值万金，饮尽了尽可解下高贵的帽子去换酒，其疏狂已接近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的境地了。至此，词人的热度已升至顶点，狂傲已发到极致，下一步则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尽醉”于似唐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只是，词人热烈的情绪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艳阳之天在尚未看足之时，已觉察到莺飞花谢、好景有尽。最后，只有勉强振作，以不忍轻舍眼前的美酒来告慰自己，也告慰他人。整个下片，可说是步步推进地写尽了词人清明游春时的整个行动与心路的历程。
柳永生就一副要尽享人生欢乐的心性，身处欢乐之中，他要尽情尽兴地享受，他还要用词记录下这生活的欢乐。《抛球乐》就是他记述人生欢乐的一首作品。但柳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不可能时时处在《抛球乐》这样的世界中，因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在回忆旧日的欢乐或是欢乐与无奈的交织。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毛泽东1961年9月9日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
诗人有“从容”之心态，才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也不难想像，当时全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崎岖小路上攀登，在艰难险阻中寻求治国自强的真理，并表现出浩浩傲然之骨气，正是有这样的领导集团，才得以顶住了强大的外来压力，战胜了来自国外的挑战，使国内经济建设事业得以在困难中继续向前推进，“不畏劳苦的人”正在“劳苦”中苦苦寻觅。
此诗头两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是说，在苍茫的暮色中，你看那刚劲的青松，任凭翻腾的云雾从身边穿过，它仍然泰然自若；那漫天飞舞的云雾也显得从容不迫。这两句写劲松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
“暮色苍茫”描绘了“劲松”所处的时空环境，用来象征一种暂时混乱不清的局面。1959年到1961年，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进口粮食又受到封锁，口粮严重短缺，人心不稳。再加上工业生产也急速下降，人们一时感到恐慌，前途渺茫，迷失了方向。
在“暮色苍茫”的情况下，那些飞鸟也都躲在自己的窝里，惟有那棵不屈不挠的“劲松”送走了多少个“暮色苍茫”的夜晚，“乱云飞渡”是当时的实景，描绘出乱云的凶猛、它象征当时来自国外反动政治势力的压力。具体指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各国反动势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进行了大肆攻击；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面对暮色中的乱云，劲松仍然从容不迫地挺立在那里，毫不动摇；面对各国反动派反华大合唱，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被吓倒，而且进行了顽强有力的反击，经受了磨炼，取得了胜利。“仍从容”表示临危不惧、毫不动摇、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魄。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仙人洞自然天成，它的无限风光在险峻的山峰之上。这两句蕴含很深的哲理。要想看到无限美好的风光，必须登上最险要的高峰。推而广之，我们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扫除各种反动势力的阻挠。要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必须出大力，流大汗，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那么对一个人来说，要想成为“劲松”，就必须经受住各种艰苦的磨难和考验。
这首诗通过对劲松和仙人洞生动的描写，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本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寓理于景。毛泽东根据照片的内容和生活的实际情况，首先塑造两个主要形象：“劲松”和“仙人洞”。然后塑造“暮色”、“乱云”、“险峰”等次要形象，它们作为背景出现在诗中，从而构成了庐山仙人洞这一“无限风光”的艺术境界。它不但形象生动，气势宏伟，使人深受感染，而且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理，使人得到启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无论是干事业还是做学问，为了实现理想要不懈地追求、奋斗；或者当我们在人生旅途上受到挫折、身处逆境的时候，都应该充满必胜的信心，进行不懈的努力，敢于攀登险峰，去夺得最后的胜利。因此，这首绝句成为了寄情于景、寓理于景的脍炙人口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