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载于《全唐诗》卷三八二。下面是国学大师、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钱仲联先生与苏州大学文学院徐永端教授对此诗的赏析。
此诗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单看表面完全是一首抒发男女情事之言情诗，骨子里却是一首政治抒情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
此诗似从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脱胎而来，但较之前者更委婉含蓄。
首二句说：这位既明知我是有夫之妇，还要对我用情，此君非守礼法之士甚明，语气中带微辞，含有谴责之意。这里的“君”，喻指藩镇李师道，“妾”是自比，十字突然而来，直接指出师道的别有用心。
接下去诗句一转，说道：我虽知君不守礼法，然而又为你情意所感，忍不住亲自把君所赠之明珠系在红罗襦上。表面看，是感师道的知己；如果深一层看，话中有文章。
继而又一转，说自己家的富贵气象，良人是执戟明光殿的卫士，身属中央。古典诗词，传统的以夫妇比喻君臣，这两句意谓自己是唐王朝的士大夫。
紧接两句作波澜开合，感情上很矛盾，思想斗争激烈：前一句感谢对方，安慰对方；后一句斩钉截铁地申明己志，“我与丈夫誓同生死”。
最后以深情语作结，一边流泪，一边还珠，言词委婉，而意志坚决。
诗中所说“双明珠”是李师道用来拉拢、引诱作者为其助势的代价，也就是常人求之不得的声名地位、富贵荣华一类的东西。作者慎重考虑后委婉的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像一个节妇守住了贞操一样的守住了自己的严正立场。但当时李师道是个炙手可热的藩镇高官，作者并不想得罪他、让他难堪，因此写了这首非常巧妙的双层面的诗去回拒他。
此诗富有民歌风味，它的一些描写，在心理刻画中显示，写得如此细腻，熨贴，入情入理，短幅中有无限曲折，真所谓“一波三折”。
此诗词浅意深，言在意外，含蓄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立场。全诗情理真挚，心理描写细致入微，委婉曲折而动人。除了它所表现的是君子坦荡胸怀这一因素外，其在艺术上的高妙也是促使它成为名作的重要原因。据说由于这首诗情词恳切，连李师道本人也深受感动，不再勉强。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这是作者被贬后所作凭吊屈原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同时，文中渗透着作者爱国忧国的思想感情。文章采用了离骚体的形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文章共分为五段，第一段交代了“逐而浮湘”感慨为文的心境，奠定了正文的情感基调。“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热情歌颂了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章第二段运用对比的手法集中叙述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对屈原的迫害。“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嗳兮，孤雄束咮”，形象地表现了楚国上层集团内部在内政、外交上的尖锐斗争。而“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堇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途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娱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或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谟言之怪诞兮，反置填而远违”，则生动说明了楚怀王忠奸不辩，良莠不分，听信谗言，甚至对郑袖、靳尚等人公然接受秦国贿赂、出卖楚国利益的行为而不察觉，最终落得个被秦扣留，死于秦国的下场。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完全依靠奸佞治国，使楚国更加残破、散败，“支离抢攘兮，遭世乱疾”，便是当时楚国国情的真实写照。
文章第三段则连用五个反问句，猛烈抨击了当年迫害屈原的贵族保守势力，热情讴歌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景仰、赞美、理解和同情。特别是最后四句，将以上诸般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第四段的开头，作者以逝者遗留的传世之作推求屈原的音容笑貌，继而将自己的悲哀之情推向高潮。“凉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一句，则以画龙点睛之笔，概括反映了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以及研究屈原一生遭遇的途径。
文章第五段，作者借悼念屈原，感叹自己。声长而语悲，情哀而意深。
纵观全文，柳宗元对楚国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赞美了屈原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作者通过凭吊屈原来发泄自己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以表达像屈原那样无论受到多大的迫害，决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文章充分发挥了骚体赋的长处，语言上众多“兮”字的运用，形成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形式上的这种特点与所要表达的沉痛哀婉、悲愤真挚的感情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