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锡是西蜀代表词人之一，尤工小词，此阕为其杰作，素受赞诵，沈初有诗曰：“助教（温庭筠）新词《菩萨蛮》，司徒（毛文锡）绝调《醉花间》。晚唐风格无逾比，莫道诗家降格还。”推崇其为一代诗雄。文锡词多“以质直见情致”，此阕却写得含蓄婉转，曲致其意，颇耐寻味，表现出风格的多样化。
此词破题用“陡健之笔”（《词徽》卷五），劈头便云：“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云起马面，突兀而来，挟带着强烈的感情。词用口语，用民间文学的重复、回环的手法，语言流利清新。通观全篇，乃替思妇设辞，有个性特征。女主人公不愿人问，更怯惧人问，唯恐平空再增添一段怅恨伤心；既云“添恨”，显见心头已有恨郁积。所“恨”什么？怕“问”什么？为什么“相问”会如此深深地触动心底隐痛？首三句无端而降，平地起波，顿时结成一个悬念。接下“春水”两句并不予回答，而是宕开一笔，折入景中，拉展出一卷池塘春意图。女主人以徘徊池塘畔，只见：微风徐拂，春水满塘，碧池如镜，洗映蓝天；水面上浮游着三五成群的紫色鸂鶒，头披五彩缨，双双相嬉，活泼的生机，不时打破池塘的宁静。画面讲究色彩，动静相映。这幅画深有寓意，不仅“春水”交代时令，“池塘”交代地点，更主要的是“鸂鶒相趁”表面写景，实际暗示幸福的爱情生活。“鸂鶒”，一种水鸟，头有缨，尾羽上矗如舵，羽毛五彩而多紫色，似鸳鸯稍大，故又名紫鸳鸯。花间派词人常将之视作鸳鸯来咏写。“趁”，因利乘便之意，词指鸂鶒双双相嬉、爱抚。词人写鸳鸯，鸂鶒，“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牛峤《望江南》），是以双双相随的水鸟象征美满恩爱的婚姻。至此，读者依稀感到女主人公的“恨”，似与爱情生活的缺憾有关，但悬念仍未解。
过片二句承上片结句而来，由池塘水涨而翻忆昨夜春雨，是“春水”句的补足和延伸；水因雨而涨。一夜春雨霏霏，雨带寒意，临明一阵逼人。词化用唐韩偓《懒起》：“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诗句，暗示女主人公彻夜不眠，卧听雨声。画面色彩气氛由热转为冷，自上片春江水暖跌入临明雨寒，心情也随之暗转。临明的寒意，侵人肌肤，女主人公由自己身上寒，推想到“伊人”的寒暖，而牵肠挂肚，逼出煞拍二句“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戍楼”，征人所居，挑明女主人公身份，原来是个独居闺房的边防军人的妻子。丈夫万里从戎，边庭音信久已断绝。生死未卜，寒暖不知，不能不使妻子终日牵挂，惊忧怅悲，正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陇西行》）。结尾二句，如泣如诉，解开了全阕的悬念，词旨大明，乃思妇思念征夫。这才明白：女主人公为什么在词首启唇即哀诉：“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原来她怕人家问她远征丈夫的消息。也才明白：她闲步池塘，是为了避开人目，排遣愁怀。不料春景虽美，“触景更添恨”，水鸟双双成对，自己却茕独只影，说不出的凄愁伤感。因春色而生春心，因春心而触春恨。故过片心境迅即浸入彻骨春寒之中。煞拍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况周颐评曰：“《花间集》毛文锡三十一首，余祇喜其《醉花间》后段‘昨夜雨霏霏’数语，情景不奇，写出正复不易，语淡而真，亦轻清，亦沈着”（《餐樱庑词语》）。
从“祝贺新婚”方面的鉴赏
《诗经》中的“兴”语往往兼有“比”义，《樛木》就是如此。“兴”者起也，“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从这一解说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二句，乃是首章所咏之本体；“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二句，则是引起所咏之词的“兴”体。后二章每章只改动二字，大体意思与首章相近，运用的是“国风”常用的“叠章”形式。以反覆咏唱逐层推进，在回环往复中造成浓浓的感情。故从“兴”之引起的“所咏之词”看，这乃是一首为“君子”祝“福”的歌，当无可疑。
而这三章中的“兴”语，同时又带有“比”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中的“彼物”即“樛木”和“葛藟”，“此物”则是“君子”和“福”——以樛木的得到葛藟缠绕，比君子的常得福禄相随，也实在非常形象。故从各章之“比”义看，这也是一首形象动人的祝福歌。
所以透过诗经比兴的手法，从中可以还原在三千多年前一场婚礼宴席上：秋日的黄昏宾客毕集，辘辘的车音自远而近。性急的孩童早从村口奔来，嚷叫着：“接新娘的车子到啦！”欢福的鼓吹由此压过喜悦的喧声齐鸣。当幸福的“君子”搀扶新娘下车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便是青年男女们一遍又一遍的热烈歌唱：“南有樛木，葛藟累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
于是，用“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荒之、萦之）”来比拟、形容新郎新娘的喜悦和美满以及当时的情景，是十分贴切的，也体现了《诗经》表达感情克制而平和的优雅。数次的叠唱将在众宾客心间的祝福之情宣泄得兴奋和浓烈，而《樛木》，正以如此兴奋和浓烈的激情，表现了我们民族淳朴、古老的婚礼祝福习俗。
福只君子，福履绥之，此处的“福”究竟在赞颂什么，诗中的比兴之物给了我们判断的方向。“国风”比兴，常以花草、藤蔓、雌鸟、牝兽喻女子，而以高木、日月、雄狐之类喻男子。其中尤以树木喻男、花草喻女更为常见。如《邶风·简兮》的“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又如《郑风·山有扶苏》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都是如比。至于《唐风·葛生》叙妻子对亡夫的哀恋，更有“葛生蒙楚（荆树），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之语，以葛藤与荆木的相互依存，抒写了女主人公失去夫君的凄伤之情。通过对这一特点的掌握，则《樛木》进一层的比兴之义亦可迎刃而解：倘若此诗中的“樛木”，喻的是青年男子的话，那么缠绕樛木的翠绿“葛藟”，即比喻着他的美丽新娘。故《毛诗序》旧说：以为此乃歌咏“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之作，为对诗歌原意的误读；而方玉润《诗经原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推测此诗“似于夫妇为近”、“喻妇人之托夫家也”，才真正猜着了这首祝福诗的旨意。
其他方面的鉴赏
有的学者认为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君子成人之美"。诗描绘了三幅画面：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福只君子，福履绥之。”你是南山一棵弯弯木，由我葛藤来牵附。快福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安享大福禄。（葛藤是樛木的保护伞）
朱熹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本诗还是以“樛木” 及“葛藟”起兴，然后再讲到君子所应该具备的品行。我们看，下垂的树枝（樛木）让葛藟爬上来快福的生长和蔓延。以之教化人，君子也以帮助别人而快福。而君子能够这样帮助别人，是因为他没有嫉妒心。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福只君子，福履将之。”南山有棵弯弯木，全靠葛藤来掩护。快福着的君子呀，福禄离不开葛藤来扶助。（实现福禄靠葛藤）
樛木是指下垂的树枝，并不特定指是什么树上的一根下垂的树枝。也许这棵树，它本身的树叶或花朵并没有多少，可是却有好几根葛藟爬到树上，茂盛的生长并开出美丽的花朵，把整根树枝都覆盖了。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福只君子，福履成之。”南山有棵弯弯木，葛藤萦绕作庇护。快福着的君子呀，一定能实现大福禄。
《樛木》这首祝颂君子安享福禄的叙事诗，蕴藏着人际关系的哲理，而这个人际关系的哲理，是借用“葛藟”的特性来完成的，这就是诗中的比兴。从《樛木》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保护与被保护的作用。尽管你是一棵弯弯木，不能成其大材，但只要有像葛藤一样组成支持你，牵附你的人际网，也能获得福禄。因为葛藤有错综复杂的网状关系，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作用。因此，“葛藟萦之”是人生通达的途径，不遵循这条途径，就会陷入举步维艰，孤立无援。这里体现了群体的力量，不可忽视。
结语：《樛木》这首诗讲了一位君子在没有嫉妒心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看到别人有优点的时候，真心的为别人高兴，看到别人有困难或不足的时候，无私的给予帮助和补充，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此诗共二章，每章九句。前后两章共用了四个比喻，语言也相似，只是押韵不同。关于诗的主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毛诗序》认为是“诲（周）宣王也”，郑笺补充说：“诲，教也，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举例证明鲁诗、齐诗、韩诗都与毛诗观点一致。到了宋代朱熹《诗集传》则说：“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辞也。”认为这是一篇意在劝人为善的作品。今人程俊英在《诗经译注》祖毛、郑旧说而加以发展，说：“这是一首通篇用借喻的手法，抒发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的诗，亦可称为‘招隐诗’。”这种说法较易为今人所理解。
先谈朱熹的说法。他分析第一章说：“盖鹤鸣于九皋，而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揜（掩）也；鱼潜在渊，而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园有树檀，而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也；他山之石，而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他将诗中四个比喻，概括为四种思想：即诚、理、爱、憎。并认为从这四者引申出去，可以作为“天下之理”——即普遍真理。他的说法看起来很辩证，都是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分析问题，而且兼顾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他却是用程朱理学来说诗，这一点从他对第二章的解释中看得更加清楚。
《诗集传》释第二章结句引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犹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理成焉。”程子说诗与朱子说诗，如出一辙，皆为引申之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字面而言，就是另一座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制玉器，今人也常常引以为喻。然而是否为诗的本义呢，似乎很难说。
再谈今人程俊英关于此诗的解释。程先生在《诗经译注》中说：“诗中以鹤比隐居的贤人。”“诗人以鱼在渊在渚，比贤人隐居或出仕。”“园，花园。隐喻国家。”“树檀，檀树，比贤人。”“萚，枯落的枝叶，比小人。”“它山之石，指别国的贤人。”“毛传：‘榖，恶木也。’喻小人。”她从“招隐诗”这一主题出发，将诗中所有比喻都一一与人事挂钩，虽不无牵强附会，倒也自成一说。
其实，就诗论诗，不妨认为这是一首即景抒情小诗。在广袤的荒野里，诗人听到鹤鸣之声，震动四野，高入云霄；然后看到游鱼一会儿潜入深渊，一会儿又跃上滩头。再向前看，只见一座园林，长着高大的檀树，檀树之下，堆着一层枯枝败叶。园林近旁，又有一座怪石嶙峋的山峰，诗人因而想到这山上的石头，可以取作磨砺玉器的工具。诗中从听觉写到视觉，写到心中所感所思，一条意脉贯串全篇，结构十分完整，从而形成一幅远古诗人漫游荒野的图画。这幅图画中有色有声，有情有景，因而也充满了诗意，读之不免令人产生思古之幽情。如此读诗，读者便会受到诗的艺术感染，产生无穷兴趣。若刻意求深，强作解人，未免有高深莫测之感。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