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咏物诗写一只黄莺在深秋时节还未南飞避寒，劝其不要在此处留恋，应当尽快南归，表现出李煜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惧怕和对自己处境的担优。全诗托物言志，纯用“赋体”，不事雕琢，以简驭繁，以明白晓畅的诗句表现了生活的苦楚，让人产生无限的同情悲悯，教人神思黯然。
黄莺在春天啼叫，鸣声清亮婉转，悦耳动听，如自言，如对语，唤起人的遐想，送之巧名为“百舌”，视为春天的象征，是诗词文赋中常见的歌咏对象。李煜的大臣韩熙载就有奉令之作《御制游春长句》曰：“黄莺历历啼红树，紫燕关关语画梁。”但是，李煜这首诗，不取诗人习常之路，掉转而去咏叹秋天的黄莺，立意不同，情思不同。秋来气象肃杀，草木凋零，黄莺已过歌唱的生命而面临着严冬的枯索，结合李煜的处境，病体衰微的状况，都会使人想到，这首诗名为咏莺，实为自咏。
此诗一开篇便点出歌咏的对象黄莺，却称其为“残莺”，用词深刻。这是一只由春历夏而入秋的黄莺，歌唱过春天的繁花，栖身过夏日的浓阴，如今秋已至，冬将临，竟然还在林间独自飞。所谓“残”，是说这只黄莺年齡已老，体力已衰，是说这只黄莺躲过天灾人祸的劫难而存留到今天，还是说这只黄莺的伙伴都已不在而只剩下独自的生活。诗人不言，读者自可体会。看这黄莺在林间孤独地穿飞，诗人心中涌起无限的怜惜：“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写林而用“幽”，强调林间的昏暗幽深，吉凶不明，黄莺的前途难说。“独游”二字更见出幽暗中独自穿飞的孤苦。于是叹其“不知秋”：不知秋天已至，冬天在即，前面的命运会更加严酷，依然在这林间飞来飞去，究竟还在寻觅着什么。写鸟写林都折射出诗人的生活。
次联以“倾耳听”“入烟流”写诗人对这只黄莺的关注，承接上联的怜惜与感叹。莺既“残”，经历多，自然是“老舌”。而“老舌百般”叫不休，到底在说些什么：感伤时光的流逝，哀叹生的不永，诉说经历的悲欢，讲述独游的寂寞。诗人多么想明白黄莺的啼叫，于是倾耳凝听，追随着它的声音，然而黄莺却渐渐飞向远方，注视之中，“深黄一点入烟流”，消失在天边的薄云雾薯里，留下佇立的诗人，身影单薄。这时，询问带出的感慨便喷涌而出，诗由前二联的叙说而转入后两联的议论抒情。
第三联连用两个典故，借对莺啼的猜想解释来抒写自己的怀抱。“栖迟背世”说人与莺的生存状态，同样地孤独，同样地艰难莺是失群无伴而“独游”，人是国亡家破而素居，因此而同有“悲鲁”的哀痛，其痛之深，就像孔子当年对鲁国的悲哀。“在缑”用王子晋的故事，不仅贴切，也意味深长。王子晋善吹笙，与莺啼相关；王子晋是西周大子，身份则与诗人相关。而王子晋放弃王位，修道成仙，当其化身白鹤，显身缑氏山头而与家人作别之时，则仍有未曾放下的情感。诗人用“碎”来形容那“浏亮如笙”的音声，强调这音声乃是诀别之音，多少凄凉感伤在其中，听来心碎。而这心碎之声，既是故事中王子晋的乐声，又是此刻那黄莺的啼声，更是诗人自己的心声。
末联二句，借莺而劝导自己，这样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留恋的。过去已经令人心悲神丧，而将来会更加凄凉：“露华凄冷蓼花愁。”不说将来如何，只说这眼前，露珠虽美，却是凝霜之前的最后一现，蓼花正开，却是冬日将至的最后的美丽。一切的美好，或者已经逝去，或者将要逝去，经历劫难的黄莺已入“烟流”，自己对这人世已没有什么眷恋。但是这种生命的绝望并没有直接说出，只用“露华蓼花”的秋景作描绘，点出“凄冷”与“愁”，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这首诗就标题而言，是一首咏物诗，但却打破了传统的咏物诗不可直道其物的写法。李煜不仅在诗中明白地点出“莺”字，而且，还用“残”“老”“独”来形容黄莺，刻意描绘秋莺的凄凉状态，全不理睬传统咏物诗的忌讳。他的这首诗，可以说开咏物诗的又一路数，将黄莺作为自己的化身，通过感慨黄莺在秋天的最后穿飞来抒写自己的命运哀伤。这种抒情方式仍然是委婉的，含蓄的，但不是借物抒情，而是构成了象征，带着一种寓言的意味，有如《诗经》中的《豳风·鸱鸮》。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