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后两句突然借花之自悼,实写人之自悼。此诗托物言志,情感真切自然。
“浮香绕曲岸”,未见其形,先闻其香。曲折的池岸泛着阵阵清香,说明荷花盛开,正值夏季。“圆影覆华池”,写月光笼罩着荷池。月影是圆的,花与影,影影绰绰,莫能分解。写荷的诗作不在少数。而这首诗采取侧面写法,以香夺人,不着意描绘其优美的形态和动人的纯洁,却传出了夜荷的神韵。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是沿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意,但又有所变化,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早年零落的感慨。
卢照邻在去世前不久写的《释疾文》中说道:“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荣悴兮万端。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解欢。圣人知性情之纷纠。”这不免也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原因。由于他被病痛所折磨,对事物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如《释疾文》中所说:“神翳翳兮似灰,命绵绵兮若缕。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蠼,九生九死兮。同变化乎盘古。万物繁茂兮此时,余独何为兮肠邅回而屡腐?”“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騨兮不自胜。”万物越是繁茂越是生机勃勃,他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枯槁。同时他对繁荣的万物是“感其生而悼死”,“见其盛而知其阑”也有对自己和他人盛时的回忆与感慨。他的这种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晚期的诗歌里。
《曲池荷》的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而后两句突然转写花之自悼。这花之自悼实为人之自悼。咏物诗,“因物以见我”,乃见其佳处。除余山《竹林问答》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如此看来,可见卢照邻咏物诗之造诣。
《曲池荷》在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所谓象征,就是借用某一景物或形象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另一事物或形象的艺术手段。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即荷花的遭遇和诗人的遭遇一明一隐,一实一虚。诗中所创造的境界掩盖着、暗示着、朝向着另一个深邃的精神境界即诗人内心隐蔽的境界,最后完全融合。读者突破诗人设置的这个外在境界后,才能真正走进诗人刻意营造的另一个隐蔽的内心境界,才真正获得了作者的意图,即诗旨诗趣。
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
《虞美人·廉纤小雨池塘遍》将离别场景和弥漫情思融合在一起,以质朴细腻的描写,刻画出离别前夜男女二人对坐共饮、细语诉情的场面。既有离愁别绪,又有思恋缠绵。
上片之境界,时间是从白天绵延到黄昏,空间是户外,开头暗用韩愈《晚雨》“廉纤小雨不能晴”诗意,小雨洒遍池塘。“细点看萍面”,本来,池塘的水面生满了浮萍,现在万千雨点,点破了萍面,又自有一番含蕴。“看”体现了词人此时此境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状。黄昏细语,朱门燕影,既烘托出了一片忧郁凄婉的氛围,又体现了词人此时心境的悲凉。在这有些昏暗凝滞的天色中,词人并没有直接铺排渲染离愁别绪,而是通过灯下话别的场面,将浓得化不开的感情融于笔下的情景和情景中的人。“一双燕子守朱门,比似寻常时候易黄昏。”燕子不飞,其苦闷情状可想而知。它与下片的“一窗灯影两愁人”遥相叠印。最后一句又与起句遥相呼应,小雨连绵已久,天昏地暗,所以比起寻常时候就更容易黄昏。不过,这只是此句意蕴的一个层次。其深层意蕴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即将别离的时候,只觉得光阴比起寻常时候过得特别快,很快就进入了黄昏。上片,已为下片点出词情的内蕴作了充分的铺垫。
下片时间绵延到夜尽,空间则转为室内。“宜城酒泛浮香絮,细作更阑语”写两人相对共饮,絮絮而谈。 夜已尽,话未完,离别却不期而至,于是“相将羁思乱如云,又是一窗灯影两愁人”。词人用翻滚纷乱的云朵形容即将分离的人心中那种忐忑不安的愁绪。处在愁苦中的有情人,只能在如豆的灯光下相对而立,映出一对零落的影子。“又是”表明两人已不止一度尝过离别的苦味。此度又尝,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亦可知。
纵览全篇,词人并没有在情景的选择上别出心裁,仅仅描绘寻常景物、人事,然而情感氛围的渲染烘托却是妙笔生花。感情层层深入,词中隐含的书写节奏随着时间的延展而不知不觉地加快,离别来临之时又戛然而止,将两人的影子定格纸上,一切尽在不言中。这首以爱情和离愁为主题的词,感人处在于情感的朴实沉挚。与之相应,词人并未使用他所娴熟的一些技巧,如结构的错综安排之类,也没有描写送别、别后一类常是最富于戏剧性或最能打动人心的场面,他只是如实写出临别前夕的绵绵别话,就充分表现爱与愁两大主题。论笔法几乎是一往平铺,论情感正是一往深情。既朴实,又深沉,别具一种极厚重的感人力量。
这是作者悼念亡友文长老的一首诗。这首诗写病中和圆寂之后的文长老,并回首过去的交往以及写世事无常的感叹,赞美了文长老道行高,又发出前缘未尽的思念之情。此篇诗意沉着,语言流美,写得别有深意。
这首诗对前二首诗来说,是总束两人的几次会面。首句写上次见面时文及的病容使他吃惊,次句写此时到来文及已死。“初惊”、“旋觉”两句说明如飘风骤雨,纯出意外。用“鹤瘦”、“云归”比喻病和死,非常切合和尚的身份(唐末五代诗僧贯休不受钱镠改诗的无理要求,就说:“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不可识”、“无处寻”,有空虚无常之感,正显出悼念僧人不同于世俗的特点。
三四两句是有名的巧对。“三过门间”、“一弹指顷”、“老病死”、“去来今”,扣紧佛家术语和两人交往的事实。第一句讲两人交往。佛家以生老病死为四苦,这样写,从诗人自己来说,是感慨世事无常;对文及来说,则如同有解脱意。佛家以“去来今”为三世,这里暗伏结语,有“来世因缘”的意思在内。这两句是流水对,语气直下。如果全用这样的方式,诗易流于滑易。五六句就作一顿挫,“存亡惯见”,重在“惯”字,见亡应流泪,却接以“浑无泪”三字,语特沉重。由文及的圆寂推向已逝的师友,作者的诗集中,在这几年写了不少挽诗。“存亡”二字着眼于“亡”。见亡而泪如泉涌,固然可以表示悲感之深,而泪泉已竭、无可再流则更为沉重。由于习以为常而麻木无泪,心头的沉重更甚于有泪如雨,作者重在此点。作者与文及的交往是因同乡而起,联系他写的第一首,更容易表现出“尚有心”的含意。见同乡死于他乡,见亲朋日渐凋谢,更加深对乡井的怀念,感到归耕无日。这“尚有心”三字又和结语引用《甘泽谣》的故事相联系。
结尾两句,前人赞为用典极切。用圆泽比文及,既赞美他道行高,和第二首“病不开堂道益尊”相应;又有前缘未尽的思念之情。所以这个结尾,前人特别乐于称道。这样正好为三首诗做一总结。这首诗一气呵成,前四句倾泻而出,后四句如纪昀所评,是“曲折顿挫”。特别是五六句那一联,意极沉着而笔力飞动,引出尾联,使人有语尽而情意无尽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