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吴江指滨临太湖东岸的吴江县。这首词主要写作者乘船漂泊在途中倦懒思归之心情。
起笔点题,指出时序,点出“春愁”的主旨。“一片春愁待酒浇”,“一片”言愁闷连绵不断。“待酒浇”,是急欲要排解愁绪,表现了他愁绪之浓。词人的愁绪因何而发,这片春愁缘何而生。接着便点出这个命题。
“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上片这五句,用跳动的白描笔墨,具体描绘了“舟过吴江”的情景。这“江”,就是流经吴江县的吴淞江,即吴江。一个“摇”字,刻画出他的船正逐浪起伏地向前划动,带出了乘舟的主人公的动荡漂泊之感。一个“招”字,描写出江岸边酒楼上悬挂的酒招子正在迎风飘摆、招徕顾客,也透露了他的视线为酒楼所吸引并希望借酒浇愁的心理。这两句都着笔于景物的动态。句中特别点出了吴江的两个引人注目的地名,表现他的船已经驶过了秋娘渡和泰娘桥,以突出一个“过”字。这个渡口和桥都是用唐代著名歌女的名字命名的,船经此处,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作者偏偏挑出这两个地名,这里透露出他触景生情,急欲思归和闺中人团聚,漂泊思归,偏偏又逢上恼人的天气。作者用“飘飘”“萧萧”描绘了风吹雨急,并连用两个“又”字。表示出他对这“不解人意”的风雨的恼意。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首句点出“归家”的情思,“何日”道出飘泊的厌倦和归家的迫切。想象归家后的温暖生活,思归的心情更加急切。“何日归家”四字,一直管着后面的三件事:洗客袍、调笙和烧香。“客袍”,旅途穿的衣服。调笙,调弄有银字的笙,烧香,点熏炉里心字形的香。这里是白描,词人想像归家之后的情景:结束旅途的劳顿,换去客袍;享受家庭生活的温馨,娇妻调弄起镶有银字的笙,点燃熏炉里心字形的香。白描是为了渲染归情,用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来突出思归的心绪。作者词中极想归家之后佳人陪伴之乐,思归之情段段如此。“银字”和“心字”给他所向往的家庭生活,增添了美好、和谐的意味。
下片最后三句非常精妙。“流光容易把人抛”,指时光流逝之快。“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化抽象的时光为可感的意象,以樱桃和芭蕉这两种植物的颜色变化,具体地显示出时光的奔驰,也是渲染。蒋捷抓住夏初樱桃成熟时颜色变红,芭蕉叶子由浅绿变为深绿,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转化为可以捉摸的形象。春愁是剪不断、理还乱。词中借“红”“绿”颜色之转变,抒发了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感叹。
词人在词中逐句押韵,读起朗朗上口,节奏铿锵。大大地加强了词的表现力。这个节奏感极强的思归曲,读后让人有“余言绕梁,三日不绝”的意味。《一剪梅》这个词牌,有叶六平韵和逐句叶韵两种写法。作者采用了逐句叶韵的格式,读起来更加铿锵悦耳。他还充分发挥了这种格式中四组排比句式的特点,加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节奏感。这都使它更像一支悠扬动听的思归曲,增添了它的余音绕梁之美。
这首诗由梅岭的梅花开放,联想到遥远的边塞,仍然处于严寒之中,忽发奇想,觉得仿佛眼前花似雪,彼处雪似花,于是遥远的空间阻隔便消弥于错觉之中。然而一旦清醒,才想起征人远在万里之外的冰天雪地之中,春天到了也不知归来。诗人从小处入手,细腻婉转,但笔锋一转,描写塞外征人,升华了诗的主旨。
卢照邻此诗在梅花和雪花的形态颜色相似上做文章,利用这一简单的比喻构成了两个白色世界的奇异混淆,读来既新颖又奇特,描绘了一幅美丽奇妙的画卷。
虽说是混淆的,分不清是梅是雪,但梅和雪的世界却是对立的:冰天雪地的匈奴地区和婉约柔美的中原地区。
诗中的“开”字也起到了双关的作用:在北方,雪尚未“开”,“开”指“雪尚未融化”,也指“开化”,即谓匈奴的边塞地区处于较落后的境地,还没有得到中华文明的开化。
上半首(前五句)表达劝慰王郎之意。王郎在江陵不得志,趁着酒兴正浓,拔剑起舞,斫地悲歌,所以杜甫劝他不要悲哀。当时王郎正要西行入蜀,去投奔地方长官,杜甫久居四川,表示可以替王郎推荐,所以说“我能拔尔”,把你这个俊伟不凡的奇才从压抑中推举出来。下面二句承上,用奇特的比喻赞誉王郎。诗中说豫、章的枝叶在大风中摇动时,可以动摇太阳,极力形容树高。又说鲸鱼在海浪中纵游时可以使沧茫大海翻腾起来,极力形容鱼大。两句极写王郎的杰出才能,说他能够担当大事,有所作为,因此不必拔剑斫地,徘徊起舞,可以把剑放下来,休息一下。
下半首(后五句)抒写送行之情。诗人说以王郎的奇才,此去西川,一定会得到蜀中大官的赏识,却不知要去投奔哪一位地方长官。“趿珠履”,穿上装饰着明珠的鞋。《史记·春申君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仲宣楼,当是杜甫送别王郎的地方,在江陵城东南。仲宣是三国时诗人王粲的字,他到荆州去投靠刘表,作《登楼赋》,后梁时高季兴在江陵建了仲宣楼。送别时已是春末,杜甫用饮佩的眼光望着王郎,高歌寄予厚望,希望他入川能够施展才能。最后一句由人及己,喟然长叹道:王郎啊王郎,你正当年富力强,大可一展宏图,我却已衰老无用了!含有劝勉王郎及时努力之意。
这首诗突兀横绝,跌宕悲凉。从“拔剑斫地”写出王郎的悲歌,是一悲;作者劝他“莫哀”,到“我能拔尔”,是一喜。“拔剑斫地”,情绪昂扬,是一扬,“我能拔尔”,使情绪稍缓,是一落。“抑塞磊落”呼应悲歌,“我能拔尔”照应“莫哀”。接着引出“奇才”,以“豫章翻风”、“鲸鱼跋浪”,极尽夸饰之能事,激起轩然大波,是再起;承接“莫哀”,“且脱剑佩”趋向和缓,是再落。指出“得诸侯”,应该是由哀转喜,但又转到“何门”未定,“得诸侯”还是空的,又由喜转悲。既然“我能拔尔”,别人青眼相望,这才是可喜的事情,可是又一转“吾老矣”,不能有所作为了,于是所谓“我能拔尔”只成了美好愿望,又落空了,又由喜转悲。一悲一喜,一起一落,转变无穷,终不免回到“拔剑”悲歌。“莫哀”只成了劝慰的话,总不免归到抑塞磊落上。正由于豫章两句的奇峰拔起,更加强抑塞磊落的可悲,抒发了作者对人才不得施展的悲愤,它的意义就更深刻了。这首诗在音节上很有特色。开头两个十一字句字数多而音节急促,五、十两句单句押韵,上半首五句一组平韵,下半首五句一组仄韵,节奏短促,在古诗中较少见,亦独创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