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这首诗前两句很有《葬花吟》“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自怜之意，后两句的春风一年一度的相惜，有传达出一种惆怅和无奈之感，但是还是有感谢之意在，或许花落花开不为春风，但是春风却依然牵挂。作者的惆怅自怜情怀显露无疑，孤芳难自赏，唯有春风来。诗句当中自然也有对春风的感激。
鉴赏这是一首集句诗，即集合前人诗句而成。集句体诗，始于汉魏间诗人应璩、傅咸，唐人称为“四体”， 至宋时盛行。王安石最为擅长，能因难见巧，信手拈来，顷刻而就。这首“梅花”绝句（《王文公文集》卷七九题作《送吴显道》），系截取唐宋四位诗人的诗句，经过巧妙组合，赋予新意，而又辞气相属，如出己手，无牵强凑合的痕迹。 “白玉堂前一树梅”，出自唐代诗人蒋维翰的《春女怨》，“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唐人万首绝句》卷十二）“为谁零落为谁开”乃是唐代诗人严惮《惜花》中的一句：“春光搏扔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
（同前卷三七）而“唯有春风最相惜”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和练秀才杨柳》中的诗句：“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唯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唐人万首绝句》卷二五）最后一句“一年一度一归来”则出自宋初詹茂光妻的《寄远》：“锦江江上探春回，消尽寒冰落尽梅。争得儿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归来。”（《宋诗记事》卷八九）诗中的梅花，既有“零落”又有“开”，表明了诗人对万事万物变化无常的感受，让读者在看到花木零落的同时，又欣赏到梅花迎春、春光明媚的景色。一年一度的冬去春来，让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这首诗主要是借原诗句所包含的情绪色彩和象征意蕴，来显示与烘托一种朦胧迷离的内在心境。晚年的王安石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世俗与入世的分别，体会解脱的自在，体会融入自然的恬静，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这首词写女子春怨相思的情景。开篇二句写发、写面，虽明白但并不传神，是暗写侧描。三句“带恨眉儿”一语点破，不知何恨，不明白但却极传神，是抓住最具特点的细致景象进行正面描写，由一点入，见意更远。“攒”字是“带恨眉儿”的动作，用“远岫”喻之，不但妥切传神而且独具意蕴，“远岫攒”不可解，“眉儿攒”也不可解。此恨之深，此情之切，自可想见。后两句明白如话，直描其景，直问其情，虽问而不需答，“为谁”二字使前面不明朗的词旨一下子明朗起来，把何以成“恨”的不明白一下子明白开来。
这首词字字不及相思，但字字俱关相思，用形态写心情，用远山喻愁情，笔意清新，淡远幽长，画静而情活。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中云：“以画家白描法形容一极贞静之思妇，绫罗之暖寒，非深闺弱质，工愁善感者，体会不到。”由此也可见李煜描摹形态、抒写情性的高妙水平。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