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直接点题，夹叙夹议，主要通过史实，引发人们对岳飞蒙冤受屈产生愤慨。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起首从叙事起，引出以下直至终篇的慷慨。残碑的发掘出土，以铁的事实证明高宗当年褒奖岳飞千真万确。这便是“倚飞何重”的证据，可后来为什么又把岳飞残酷地杀害了呢?
“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词人举古来不合理之事相对照，以见岳飞之冤。
“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末二句归结到“后来何酷”的事实。上阕略叙事实，深致感叹，于感叹中连发三层疑议，层层紧逼，引起无限激愤，自然导入下片对事理的分析。
下片剖析岳飞被杀的原因。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岂不念国家的疆界在敌人侵略下日渐缩小，岂不念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这本不成问题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正在于它出于寻常事理之外，那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实乃一针见血之论。鞭辟入里，不仅辛辣地诛挞了宋高宗丑恶的内心世界，也是数千年帝王争位夺权史中黑暗内幕的大曝光，读后令人拍案击节。“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二句揭出高宗必杀岳飞的原因。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可以置徼钦二帝死活于不顾。岳飞一贯主张抗金，恢复中原，且到朱仙镇大捷，中原恢复有望，再发展下去，势必直接危及高宗帝位。岳飞被杀害，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结尾二句归到岳飞悲剧的产生，乃出于君相的罪恶默契。暴露了高宗的卑鄙自私的龌龊心理，岳飞之冤狱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此词纯以议论着笔，可当作一篇精彩的史论来读。全词以敕碑引发，渐次深入，既对岳飞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又对宋高宗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残害忠良进行毫不留情地挞伐，语言犀利。此词犹如一篇宣判词，揭示了虚伪自私的宋高宗的真面目。它痛快淋漓，极具史胆史识，可谓咏史词的杰作。
这篇赋首先描绘了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然后探讨了"士"在两难境地。最终，表现出作者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将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整篇赋着重于理论阐述，少用夸张铺叙的辞藻，即使抒情部分也比较含蓄深沉，显示出浓郁的儒家色彩，展现了作者的人格与志趣，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陈述。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开篇便以沉重笔触感叹建功立业、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接下来谈到“士”的两难处境：“士”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与“屈意从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无奈人生不永。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直搅得人心乱如麻。静以待时将永无出头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还可能事与愿违，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损伤，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后谈到决定“士”的“遇”与“不遇”的关键是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期通，而贞士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人情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而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上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刚烈些的，如伍员、屈原，则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士”来说，极端方式未必可取。与天下时尚相违，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令作者忧虑彷徨。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向“返身于素业”作自觉认同——默足与幽昧，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同时申明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毕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胆如一，不用顾虑琐屑的胡须与头发的区别。
这篇赋描写了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特定条件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痛苦。即使放在现在看，仍能感受到那时文人面临的无奈与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这段文字豁达而令人折服，其中的阴郁和悲剧色彩也让人为之动容。
这是一篇应酬之作。这首诗浓墨重彩，多角度、多侧面赞誉一位儿童头角峥嵘、卓尔不群、抱负远大。首两句从面相上着笔，写唐儿额头丰隆，眉如苍翠，天生是位大丈夫。三、四句写骨相重，神气娴雅，双目清澈有光。前四句是静态描绘，五、六句通过骑竹马表现他的活泼可爱。动静结合，形神兼备。后四句是侧面描写：妩媚的小女孩竟然想和他成亲，然而不同凡响的是他在空中画“唐”字，足见其抱负。所以诗人预言他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开玩笑地说：到时候别忘了我这个写赞歌的人也姓李。
这诗虽为奉承应酬之作，但写得却不呆滞死板，语句也洗炼生动，塑造的唐儿形象俊美聪明，活泼而又可爱，特别是“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二句，更加真切传神。李贺自己没有生育过孩子，所以特别喜欢“唐儿”，他带着爱心去描写眼前活泼天真的孩子，诗笔灵动，诗思活泼，真趣盎然，语言绚烂艳丽。诗人又通过艺术想象，作合理的推想，虚实结合，描写生动，艺术构思灵活精巧。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