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步秦观《千秋岁·谪虔州日作》原韵,写妇人闺思。
上阕写思妇睡觉的慵懒情态:她上半身探出曲屏之外,唇上的朱红已经褪色。枕上只见簪发的玉钗,却不见了系罗衣的、用五色丝线作穗的流苏带子。佩饰物的零乱,人物的怠倦将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春思,破碎芳心形象化了。末句忽作诘问之辞,试问今人之秀整谁可与匹?秀整,风流俊逸貌。晋人温峤被认为风仪秀整,人皆爱悦之(见《晋书·温峤传》);《唐书·汝阳王琎传》载,王“眉宇秀整,性谨洁善射”,可见此指思妇春心所系之情人。
下阕忆及湘水之滨的一次幽会。当时自己正擎着一把轻罗作的小伞,所有细节都历历在心,如今孤居独处,竟怀疑那不过是巫山之梦。春宵苦短,春光易尽,而柔情不改。这里“十分”对“一点”,突出春之浓,情之专;“易尽”对“难改”,强调欢会之短暂,情爱之绵长。反义词从两极合成了“情”的强劲的张力。
末句宕开,“却随恨远连云海”,情含无限,尺幅千里,大有“篇终接浑茫”之势。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以忘情绝爱是佛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多艳语而批评他。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则称之为“浪子和尚”。唯宋许彦周云:“上人(指惠洪)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仲殊、参寥皆不能及。”(《许彦周诗话》)
惠洪俗姓彭,少时为县小吏,知书,又精医理,受知于黄庭坚(1045-1105),大观(1107-1110)中,他才“乞得祠部牒为僧”,半路出家,或尘心未泯。但当时高僧,亦不拒绝用艳诗说法,如宋孝宗时中竺中仁禅师即引“二八佳人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可怜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说禅理。可见当时诗僧对待艺术和宗教生活有着双重的标准。
在同时的朋辈诗人中,韩愈推重的莫过于孟郊,他曾称赞道:“及其孟郊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盛赞其艺术构思之精巧。艺术构思是很重要的,有时决定着创作的成败。比如说写女子相思的痴情,这该是古典诗歌最普遍最常见的主题了,然而,艺术构思不同,诗的风貌也不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此诗以落泪写怨情之苦,构思平平。李白笔下的女子就不同了:“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首诗也写掉泪,却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全不想到那人果能回时“我”将破涕为笑,不可能有泪如泉),这傻话正写出十分的情痴。但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诗却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致使“太白爽然若失”(见《柳亭诗话》)。因为武后已有同样的构思在先,李白的诗句尚未能出其左右。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毫厘,写下了这样一首构思更为奇特的“怨诗”。
此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诗人既没有叙写思妇独守空房的凄凉感受,也没有刻画她零泪叹息的忧伤情貌,而是通过女主人公一种新奇的设想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独辟蹊径,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将闺中怨妇的哀怨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诗女子要求与丈夫(她认定他也在苦苦相思)来一个两地比试,以测定谁的相思更深。相思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大小,没体积,没有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女子想出的比试的法儿是十分奇妙,十分匪夷所思的。她要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将为谁的泪水浸死。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这是无比傻气的话,又是无比天真可爱的话。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具象化。那出污泥不染的莲花,将成为它可靠的见证。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可见“芙蓉”对相思的女子,亦有象征意味。这就是形象思维。但不是痴心人儿,就想象不出。可见孟郊真是“刿目鉥心”、“掐擢胃肾”而为诗了,这显示了其奇绝的想象力,也说明韩愈的品藻是孟诗之的评。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顾敻《诉衷情》)自是透骨情话。孟郊《怨诗》似乎也说着同一个意思,表达着同一伤痴情,但他没有以直接的情语出之,而假景语以行。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写来更饶有回味。其艺术构思不但是独到的,也是成功的。诗的用韵上也很考究,它没有按通常那样采用平调,而用了细微的上声“纸”韵相叶,这对于表达低抑深思的感情十分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