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这篇词词人从塞上秋来的异样风光入笔,展开对边防军旅生活的铺陈,表现了将士们立功报国、以苦为乐的精神,同时也是渴望保家卫国却无用武之地的自我宽慰,使得读者产生深刻的印象。
上片描写的是北方边塞深秋景象。首言“霜天秋晓”,时令已届“白露为霜”的深秋,天刚拂晓。一个“正”字,领起景物环境的描绘。“紫塞故垒,黄云衰草”,景物对举,色彩斑烂。表明词人立足之处已是边防关塞,景物萧瑟苍茫。接着用工整的对句,由环境景物描绘,进入军旅生活的铺陈。“汉马嘶风,边鸿叫月。”宋朝边防军的骏马正迎着凛冽西风呼啸,是对战斗的向往;南归的鸿雁,在边庭拂晓时的月下飞鸣,给苍茫边塞增添了几分凄清。作为身先士卒的统帅,词人身上的铁甲奈不得陇上早寒,故称“陇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须报”。两句通过悲壮的军乐军歌,揭示了边防将士的心理。在“朕即国家”的当时社会,人们视君王与国家为一体,一个“尽”字,突现报效君国为国戍边是全军上下的心愿。正由于以身许国,万众一心,尽管置身早秋的异域,历尽边地的艰辛,人人都能以戍边为乐。“塞垣乐”三字,洋溢着战斗乐观情绪。一字千钧。“尽櫜鞬锦领”句,描写将士们的装束。又一“尽”字,既见所有将士的飒爽英姿,又见全军上下的严明风纪。“山西年少”四字,点明这英勇的行伍,是由华山以西的少年组成,收束上片。
下片描写词人渴望保家卫国以及无法消遣的愁思。用“谈笑”二字,承接“山西年少”,进一步展现以“塞垣”为“乐”的英雄群象。“刁斗尽”,意味着夜尽天明以照应篇首。“烽火一把,时送平安耗”,既表明敌情及对敌情的警惕、戒备,又表明边防线上没有战争冲突。“圣主忧边,威怀遐远,骄寇尚宽天讨”。忧虑边患,威震边庭,怀柔远方,这是对“圣主”神宗赵顼的歌颂。“骄寇尚宽天讨”句,既是边防没有战事的原因,又为词人那老却英雄的愁思伏笔。将士渴望报国立功,圣主对“骄寇”却“尚宽天讨”,在这一对矛盾面前,身先士卒的词人,倍觉无有用武之地,故有“岁华向晚”时的“愁思”和“谁念玉关人老”的嗟叹。语辞婉转,含义深沉,是全词眼目所在。这几句,是词人的自我宽慰。“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频倒”。意谓趁着边庭没有战事,姑且为欢作乐,用“金樽频倒”来浇灌“岁华向晚”的愁思,享受玉关闲置的太平岁月。
全词突出表现戍边将士立功报国的共同心愿与以苦为乐的战斗精神,倾诉了帅驻边关唯恐时光空过、老却英雄的忧愁。景物描绘有声有色,形象刻画神采飞扬。言词流利婉转,风格含蓄深沉。词人通过这首词暗讽边防政策的不力又讴歌盛世的太平、渴望早立边功又不安久戍,耐人寻味。十分鲜明表现出词人不愿闲置边地的心思和愁绪。
全诗可分为五段。前四句为第一段,接过卢侍御《通塘曲》“通塘好”的话题,总言通塘好,并指出通塘所在。青萝四句写通塘的人物活动。钓翁,都是隐者,鼓棹、渔歌,志趣不一,互不交往,互不相识。
浣纱女郎,足肤鲜白,在清水的映衬之下,格外好看。以上是正面实写。行尽四句为第四段,言通塘可与武陵的桃花源相媲美,甚至超过桃花源。
前二句说通塘湖面碧流幽静,疑是桃花源的溪流;后二句说,桃花源里鸡鸣犬吠的景象甚至比不上通塘之美。这是侧面虚写。“通塘不忍别”等十句写诗人游览通塘的感受。前二句说游通塘不忍离去,徘徊犹豫。
偶逢四句写偶逢佳境而心醉。佳境即:鸟从天来,月出山青,风吹竹响。这些都透露出通塘的“幽”来。长吟四句诗人说自己口诵着卢侍御的佳句,眼望银河,足拨清波,心情无比舒畅,想到梁鸿和其妻孟光当年在会稽过得那么和谐愉快,但也比不上自己游通塘这么快乐。
词的上片由景及情,写词人的离愁别绪。开头三句“尽日东风吹绿树。向晚轻寒,数点催花雨。”点明时令,又以春尽花落、孤独寂寞的时空环境暗寓“重来崔护”之感。““催花雨”在宋词中多有出现,意为春雨一过,春花自会早日开放,富含着浓厚的自然哲理。“年少凄凉”四字蕴含无限伤感。“年少”本是青春和欢乐的时节,但词人却感到凄凉,完全是为“春思”和“离绪”所困,而主因则在于词人多情。但把“年少凄凉”说成是“天付与”,则又有自我解嘲的味道,意思是情之所钟,无可解脱。这“年少凄凉”的况味,不能不甘心忍受了。
词的下片写思人。“临水高楼携酒处。曾倚哀弦,歌断黄金缕。”三句,紧接上片的“离绪”而转向怀人。这三句是追叙往事,在“临水高楼”这昔游之地回忆当年送别时的情景。黄金缕用来形容初春鹅黄色的柳条,古人有折杨柳赠别的风俗“歌断黄金缕”,在这里也有作为离别之曲的含意,与上句“哀弦”相应。“楼下水流何处去”一句引用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寄湖州张郎中》:“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两句。这首词从“临水高楼”的眼前实景出发,借杜牧诗意以“水流”比喻“人去”,写得自然熨贴,不露针线,密合无缝。“相随流水到天涯”,寓含飘泊流落的命运,以及一去不返、此恨绵绵的情意。这样情意在这首词中也都包含在“楼下水流何处去”这个深表关切的问侯之中了。结句凭栏目送苍烟暮”,其意为凭高极目,远望水流人去的天际,寄托遥思,不觉暮烟四合。感伤离别之情,就寓于久久痴望中。有着悠悠不尽的余味。
这首词怀念往昔一位曾于临水高楼一曲赋别的女子。上片记时,下片记地,风物依然,而她已不在,通篇贯串着伤离念远之情。词人以春尽花落、孤独寂寞的时空环境来暗寓心中之伤感情绪,意绪虽悲凉,然饱含真挚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