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
此诗是诗人晚年在山阴家居时作,写景物“闻鱼跃”、“待鹤归”、“闲云”等,抒发了赋闲不用、壮志未酬的淡淡哀思。首联写自己赋闲无聊的情景。次联以闲云自喻,“故傍碧山飞”,是出于不得已,曲折地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哀思。
整首诗是黄昏的景象。小浦,横林,闲云,三个景象依次渐行渐远,都是眺的结果。语有寄托,不得滋润苍生,只好如闲云野鹤。
这首诗的首联从反面切入,写聚会,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然后次句以“未拟还”拉回,又以谢朓比谢榛,切姓,又切身份;颔联由上“未拟还”生出,把他不归说成不得归,暗中达到颂扬的目的;颈联在谢榛布衣的身份上做文章,说他不屑仕进,而交游遍天下;尾联收缴全篇,说他终将与妻子高隐;尾联一纵一收,收放自如,巧妙地化用典故,为谢榛转圜,把他高人诗客与出入京华富贵之家的形象组织在一起,处处为他占身份,虽是颂扬,但颂扬得十分得体。
京城送走了严冬,又迎来了春天,路边的杨柳抽出了长长的嫩条,正好供行人攀折话别,而谢榛却游宴歌咏于京师,还没有回乡的意思。古人有折杨柳送别的风俗,《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后诗词中多引为赠别语,如唐王之涣《送别》云:“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这首诗写的是聚会,却偏从离别的象征物杨柳写起,构思奇特,非才力大于凡人者难以做到。对句以谢朓比谢榛,即切合其姓,又符合他诗人的身份。而西园又是达官贵人府第的代称,并以文人游宴赋诗而著名,谢榛在京城与当朝大佬过从甚密,诗用西园典,与他的行事密切吻合。李攀龙论诗与“前七子”遥相呼应,力主“诗必盛唐”,特别心醉杜甫。杜甫的赠人诗以用典切合人的姓氏身份著称,如《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不知沧海上,天遣几时回”,用张骞泛槎事切其姓。又如《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以汉叶县令王乔比王明府,切其姓与身份。李攀龙此句正是他学杜甫的经意之作。
古时提倡清高,对隐逸之士往往推许褒扬,对曳裾侯门者往往多微词。所以首联说了谢榛滞留京师不归,出人权贵之门后,颔联立即拉回弥补。诗说谢榛年事已长,由于苦吟和久居他乡,暗换了青青发,每逢春天到来,魂梦不由得萦绕着故乡的青山。这就把谢榛不归说成了不得归,他出入朱门也就非其所愿。而是由于权贵们仰慕他的诗名。这样对谢榛出入人海的行止作解释,便达到了颂扬的目的。
颈联在谢榛的身份上大作文章,说他生当清明盛世,正是可以出仕为帝室效力的时候,他却托病不起,甘以布衣终其身,虽然无官无禄,清寒贫苦,却结交遍天下,声名籍籍。尾联则进一步说谢榛虽然目前游走京师,最终仍然要像隐士庞德公一样,偕妻子高隐故乡。这两联仍然是一纵一收,处处为谢榛转圜,把他描绘成高人与诗客的结合体,为他占尽身份。虽是颂扬,而颂扬得非常得体,不露谀媚之态,无论是受者、旁观者都能坦然接受。
读古诗时总感觉到写赠答诗犹如送礼,措手颇费斟酌,且碍于情面,很难写得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更难表达真实感情。李攀龙这首诗巧妙地化用典故,收放自如,以精湛的技巧弥补了感情的不足。
这首诗是作于李攀龙与谢榛刚刚缔交时,诗竭力加以捧扬赞美。后来李攀龙论诗与谢榛发生龃龉,王世贞等人站在李攀龙一边,干脆把谢榛排斥在七子之外,自己做起领袖来。明代的世风,到了嘉靖年间已日现颓势,反映到诗人中,便同类相引,异己相斥,互相攻讦,忽离忽散。“后七子”后来一遭公安派的轰炸,马上溃不成军,未尝不是这种世风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