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虽然是容若无聊之时所写，但所写的内容依然离不开一个“愁”字。“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在夜晚起风的时候，吹动了护花铃铛，在碧山亭里的人听到了这铃声。远山之中，小小的亭子中，站着一个满怀愁绪的人。他独自想着心事，忽然听到风吹动铃铛，发出声响。那声响如此孤寂，简直要比独站山中还要孤寂。
这是容若心事的开头，他站于亭子中央，沉默望山，郁郁往事缠绕在容若心头，无法散去。本就十分忧愁，偏偏还听到了那孤寂的铃声，更是愁上添愁，更何况这山中的泉水声、雨声相互夹杂，混杂到一起，更是让人不忍去听。
“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这是一句写实的词句，更是一句无可奈何的阐述。但是词人却无处可躲，世界之大，无处清静。容若有着独一无二的才华，他的故事广为流传。但他不为所累，想要遗世独立，可是照此看来，他如何能够独立，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出世者自说自话的一个圆满的谎言罢了。
容若这首词，上片是写山间声响，下片则是开始了对现实的抒情。“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自己的心究竟能告诉谁。“无聊心绪”，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一个天真忧郁的男子，在最好的年华，却是已经往事萦怀。
只怕只有这世间难得的真情，会让他动心，在春日里，容若只身立于山中的亭子下，看着远山，听着寂寞的声响，伤怀。仅此而已。容若就是这样，简单地生活着，无论是快乐还是忧伤，都不需要理由。
“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这份忧伤或许入梦可以缓解，但是那山中的响声，又生生地将梦叫醒。找不到一个毫无烦忧的地方，这也是纳兰疑惑的地方。
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被贬海南凄凉之地感叹时光的易遗，下片写作者回忆普日京都的繁华往事之悲。全词通过今昔对比，抒发了作者对故国的怀念和亡国的悲哀，情感沉郁、感人至深。
上片“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词人起首即发出感叹，如今身在异地，竟不知时光节序转换得如此之快，等到惊觉时，春色早已催生了小桃枝上的花蕊。“小桃”是桃树的一个品种，在上元节前后开花，由此呼应词题中所言时令。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而在过去的一年中，故土沦亡，自己四处漂泊，此时回望，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恨。
词人此时身处都城建康，却怀着深深的羁旅悲凉情怀，这不仅是因为他离开了故乡，更因为他从此再难回到故乡。半壁江山已沦入他手，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逼得词人发出“天涯海角悲凉地”的忧凄之语。北宋汴京与南宋建康在地理位置上远远称不上“天涯海角”，但江山易主的剧变，以及战火延绵。有家不得归的事实，使词人感觉两者的距离有如天涯海角。
“记得当年全盛时”一句，是作者面对建康上元节时的凄凉景况而生出对过去的怀恋。“记得当年”，回忆北宋过往繁华。词人遥想当年，汴京的上元节是多么盛大热闹，“全盛时”三字，言辞精炼，感情激越，仿佛记忆中的繁华盛景正汹涌而来，喷薄而出。
下片则具体讲述“全盛时”的景象，但词人却并不堆金砌玉，而是以“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这样清空虚渺的意象，暗示当时汴京城的旖旎风情。花影婀娜，月芒如水，宫殿晶莹剔透，飞云绚丽美好，如此美的景致，最终仍是被铁蹄踏碎，一梦成空，令人“回首泪满衣”。
末句“东风”呼应起首“小桃枝”，使词意密合。“分明一觉华胥梦”中“分明”二字，表现出词人梦醒后的清醒，以及意识到这种清醒之后的悲哀。词作开端“那知”、“忽惊”，即流露出如梦初醒的意味。及至一句“记得当年”，又使词人沉浸入过往的“梦境”之中。最后，又因意识到家国残破而从梦中惊醒，不由得泪湿衣襟，难以自已。可见，“梦”在这首词中包含有多层蕴意，既表示词人个人的感情归宿，也用以比喻国破家亡、繁华如梦的苍凉情怀。
词中还运用了回忆对比的手法：以今日之悲凉，对比昔日之全盛；以梦中之欢乐，对比现实之悲哀。这种艺术手法冲破时间、空间的束缚，一任感情发泄，姿意挥写，哀而不伤，刚健深挚，与一般婉约词、豪放词均有不同。
这首诗是诗人客居闽地时而作，当时唐朝已亡，旨在行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开笔处写出了一个春残红飞，夜雨刚晴的景象，再加上诗人他乡为客，提于旅馆之中，于是使诗人忆起阔别久远的帝京——长安。一提起长安，自然使诗人想起被昭宗信任，作翰林学士时的得意情形，又自然的想到为朱全忠排挤，使他落魄异乡。这难言的种种味道，一时涌上心头。“忆咸京”三字，成为全篇枢纽，领起以下三联。
颔联承接“忆咸京”三字，首先抒写对皇都美好春光的回忆：“树头蜂抱花须落，池面鱼吹柳絮行。”仰望绿暗红稀的树梢，蜜蜂抱着花须随花飞落；俯观柳絮飘坠的池水，鱼儿吞吐着像是吹着柳絮游玩。飞花、落絮本是残春景物，而蜜蜂鱼儿却平添了无穷兴趣与几分生机，故没有半点伤春伤别的落寞，更不见晚唐衰飒的诗风。因为诗人是带着曾经沐浴皇恩的深情在回忆这皇都的风物。正由于此，在诗人笔下，即使是摇落的秋天，这长安的晨昏与草木也总带着几分温暖与芳菲。
五、六句“禅伏诗魔归净地，酒冲愁阵出奇兵”，具体写诗人客居馆舍中的寂寞。诗人心中有无限的悲苦，说不尽的怨恨，客中无聊，只好用诗来抒写自己的心境，用诗来表达悲愤的情怀。然而，几番的思考终未写成。诗人只好以“禅伏诗魔归净域”来为自己解嘲，这恰恰表现了诗人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有这样的心绪必不能写出诗来。诗未写成，悲忧郁愤越积越深，真如同一重重愁阵一样，横亘胸中。只好用酒来冲荡这重重愁阵。然而，“借酒浇愁愁更愁”，酒，只能使人得到一时的陶醉，醒来之后，将是更大的悲伤。这更大的悲伤便使诗人产生了信心和希望：“两梁免被尘埃污，拂拭朝餐待眼明”。诗人这时清醒地认识到：诗也好，酒也好，都不能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幸起往日在朝时的官帽，悟出了一条真理，他要好好的保存这顶珍贵的朝帽，千万不能让它被尘埃污染。言外之意是决不作异姓之臣，宁肯终生潦倒，也不改变自己的气节。想到这他不愁了，他不悲了，他轻轻地擦拭着朝替，他心中暗暗地表示：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直等到大唐复兴，戴上朝帽，穿上朝服来参与朝政。闻一多说：作者“深知唐王朝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而自己又无所作为，故所作之诗多缅怀往事，情调悲凉。”这首诗没有直抒悲凉之思，但他深深眷顾的往日温馨，实已成为今日悲凉的衬托。
全诗感情起伏动荡，由悲忧到镇定，从中看出诗人的气节。全诗由“旅舍”、“残春”总起，三、四句承“残春”，五、六句承“旅舍”，七、八句收束来照应全篇，结构严谨，脉络清楚。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