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章中将苍蝇喻小人，铺叙苍蝇的三大罪孽，鞭挞小人的可恶、可憎与可畏，揭露谗言乱国的危害性。作者将深刻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激愤之情表现得更为深切，使情、事、理在强烈的形象性与和谐的音乐性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在耐人寻味之中发人深省。
《憎苍蝇赋》是一篇徘赋，篇幅不长，虽然仅五个自然段，但却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情绪显露明白无遗。整篇赋的结构比较简单，呈现近乎“总——分——总”的结构特点，线索也较为明确，以对苍蝇的厌恶之情为全文的发展脉络。
赋的首段写了苍蝇是个微物，不像蜂虿那样有毒尾，也不像蚊虻那样有尖锐的嘴，易于满足，但却不招人喜欢。作者在此便提出问题，并简短根据苍蝇不讨喜的习惯“终日而营营”进行了回答：“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将苍蝇的危害性质直接呈现给阅读者。文章紧接着便详细地将苍蝇的三大害处逐一铺叙开来，通过苍蝇给人们造成危害的具体描写，更进一步地将厌恶之情具体发泄出来。其一害是，在华屋广厦之下，扰人美梦，致僮仆“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使人不得安歇。一句“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道尽了无法舒适进入梦乡的无奈。其二害是，人们在峻宇高堂之上设宴款待宾客时，因苍蝇的沾染而使众宾客无暇清谈，惊惶失措，“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的慨叹便是由此顺然发出。其三害是，由于食物受到苍蝇的污染，致其淋漓败坏，结果妨碍了人们收藏美味佳肴，也使亲朋相聚无以为欢，只得败兴而归。这三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详细具体而又不显累赘，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文章最后讨论谗言乱国的危害性，同时正面痛斥小人之辈，指责他们说：“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 修国，诚可嫉而可憎！”给读者以讽喻之思，既表达了作者对那些谗言乱国之人的憎恶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全赋的主旨所在，讽刺效果非常显著。
统而言之，全赋小中见大，通过苍蝇具体害处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对苍蝇的憎恶之情，更是体物写志，将不讨喜的苍蝇比作是祸国殃民的谗人，隐喻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的批评和憎恶，及其作者对当时朝廷现实状况的不满。从这篇赋可以看出作者辞赋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以细小之物为赋的组织材料，而且思想含义深刻；此外，这篇赋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辞赋上的独特风貌。作者在学习前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又独创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并确立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主导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
白雁是深秋的象征。宋彭乘《墨客挥犀》：“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到来。白雁至则霜降，河北人谓之霜信。”入夜了如何会“白雁乱飞”，曲作者没有讲，但同下半句的“秋似雪”必有关系。这里说“似雪”，是因为秋天满布着白霜；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足见白雁也会同乌鸦那样受到“霜满天”的惊扰。次句续写凉夜露水增重的秋景，依然是清凄的笔调，视点却从天空转移到地面。这样就为人物的出现腾出了环境。
作者的出场是飘然而至的。“扫却石边云”，古人以为云出石中，故以“云根”作为山石的别名，这里无疑是指夜间岩壁旁近的雾气。作者袍角“扫却”了它们，那就几乎是擦着山石而疾行，也不怕擦碰跌绊，这其间已经透出了作者的酒意。下句“醉踏松根月”，则明明白白承认了自己的醉态。“松根月”是指地面靠近松树树根的月光，明月透过松树的荫盖，落到地上已是斑斑驳驳，作者专寻这样的“月”来“踏”，这就显出了他脚步的趔趄。这样的大醉急行，是很难坚持到底的。果然，他仰面朝天躺倒在地，起初还能瞥望“星斗满天”，随后便将外部世界什么也不放在心上，酣然高眠，“人睡也”。
短短五句，将人物的旷放超豪，表现得入木三分。五句中分插了“雪”、“露”、“云”、“月”、“星”五个关于天象的名词，或实指，或虚影，颇见巧妙。五句中无不在层层状写露天的夜景，却以人物我行我素的行动超脱待之，显示了旷达的高怀。以起首的“白雁乱飞”与结末的“人睡也”作一对照，更能见出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以“秋居”为题目，而写的是醉后的露宿，这就明显带有“以天地为屋宇，万物于我何与哉”的旷达意味，由此亦可见作者以此为豪、以此为快的情趣。
秋天年复一年来到人间，面目都是一样的，而到了诗人笔下，它却千变万化。吴西逸这首《清江引·秋居》清淡雅洁、宁静淡泊，像没有人间烟火味的仙界，这是一位隐君子的精神追求。曲子的整个色调是洁白晶莹的。白雁飞过，虽是秋天但让人感觉在下雪。在这支小令中，作者突出了对意象的细节描写，来体现自由自在的田园乐趣。该诗表达了作者追求远离污浊的尘世，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保持高雅的情操。
毛文锡擅写闺情，词语艳丽，这首词是一首艺术性较高的闺思之作。
闺中少妇，思念远别的亲人，通宵不寐，直待天明。以其爱之甚切，故恨之亦切；以其思之甚深，故怨之亦深。这一怀思绪，主要通过环境气氛的描写来烘托和表现。
词中的景物，不仅是作为春天一般景物用以渲染春天的气氛，同时还作为一种意象，借以表达离情别绪和春思春愁。
“花外子规啼月”，思妇在静夜里听到鸟声，本来就容易勾起孤寂之感。以鸟声烘托岑寂，是以动写静。而这鸟声又是子规的啼叫声，便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子规的叫声近似“不如归去”。杜牧诗云：“蜀客春城闻蜀鸟，思归声引未归心。”这首词里所写花外子规，也具有思归的意象，但不是用以表示游子思归，而是用以表现思妇切盼情人归来。
“红纱一点灯”，思妇独守空闺，孤寂之中，对着红纱笼罩的的孤灯凝思，此景此情，都带点凄凉之感。“孤灯”在这里是烘托思妇孤寂的一种意象。思妇夜里思念情人，不能入寐，梦也难成，空对着一点寒灯。在寒灯的映照下，益显出思妇心情的孤寂。
“庭下丁香千结”，写室外之景。丁香结蕾，唐宋诗人多用一比喻愁思固结不解。如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这首词描写庭下丁香花蕾千结，同样暗寓思妇愁肠千结，表现了思妇的离愁和春愁。
“梁间双燕飞”，双燕飞于梁间，最容易引起思妇的春思和春愁。本来成双成对的燕子绕梁而飞，是一种很和谐的景物，可以唤起欢愉的情绪，然而当对着这景物的主人公心境十分孤寂的时候，这一和谐景物与孤寂的心境恰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当词中的思妇彻夜不眠，送走宵雾，迎来晓霞，看到双燕在晨曦中绕梁而飞的时候，不是解除了夜间相思之苦，而是更增添了一种孤寂之感，更无法排遣心中的春情和春思、春愁和春恨。
词中子规、纱灯、丁香、双燕这四种景象，是实景，又不是单纯的实景，可以说是“实中有虚”，也就是说既具体又抽象，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引发愁情的触媒，甚至称了这无形无质的情思的表象。这首词对于这些意象的运用是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