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一个女子痴心地渴望着,等待着重新见到那位朝思暮想的“君子”,她望穿秋水,等得心碎神伤。其实那位“君子”,恐怕压根儿已将她忘个罄尽。这首诗的内容实有揶揄嘲弄这位“君子”“二三其德”的况味。
全诗三章,章六句。首章用鹯鸟归林起兴,也兼有赋的成分。鸟倦飞而知返,还会回到自己的窝里,而人却忘了家,不想回来。这位女子望得情深意切。起首两句,从眼前景切入心中情,又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仍瞅不到意中的“君子”,心底不免忧伤苦涩。再细细思量,越想越怕。她想:怎么办呵怎么办?那人怕已忘了我!不假雕琢,明白如话的质朴语言,表达出真挚感情,使人如闻其声,如窥其心,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从“忘我实多”可以揣测他们间有过许许多多花间月下、山盟海誓的情事,忘得多也就负得深,这位“君子”实在是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不过诗意表达得相当蕴藉。
“山有……隰有……”是《诗经》常出现的起兴成句,用以比况物各得其宜。上古时代先民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四望多见山峦坑谷正是历史的必然。那颙望着的女子瞥见晨风鸟箭样掠过飞入北林后,余下所见就是山坡上有茂密栎树和洼地里有树皮青白相间的梓榆。三章则换了两种树:棣和檖。之所以换,其主要作用怕是在于换韵脚。万物各得其所,独有自己无所适从,那份惆怅和凄凉可想而知,心里自然不痛快。三章诗在表达“忧心”上是层层递进的。“钦钦”形容忧而不忘;“靡乐”,不再有往事和现实的欢乐;“如醉”,如痴如醉精神恍惚。再发展下去,也许就要精神崩溃了。全诗各章感情的递进轨迹相当清晰和真实可信。
上片主要追忆项羽的历史事迹,并感叹他的失败。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开句似乎平平,但一句“消磨”顿使历史变得沉甸甸的让人难以拾起。
“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历史在苍茫中走来,词人用寥寥几笔刻画出项羽的英雄形象,并自然地转入他那苍凉的败绩场面中,“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历史大潮浩荡而过,成者王侯败者寇似是人间不变的铁律,但是谁能阻止历史的脚步?
“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本来壮阔的徐州之景,在这里成为了项羽失落地走过历史的见证者。
下片,词人将对历史的感慨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
然而下片仍是从项羽对手刘邦开始,“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刘邦虽在徐州彭城这里战胜了项羽,但同样也逃不掉历史长河的消磨。
“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这些都是历史沧桑的铁证。
“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顾历史之后,词人再将目光投向自身,百年枯骨,人生寄蜉蝣于天地,何必怀往古之忧呢?
“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历史如过眼烟云,个人得失虽然让人惆怅,在这流动的历史大河面前却渺小至极,如此一想,再回首看这荒城、落日、飞鸿,看透人世间不过如此,心中百感交集。
“梅花开到九分”这个题目就很有意思。如开到十分,便是全盛了。古人很早就明白满招损,盈必亏,物极必反的道理。全盛的梅花接着便会凋零的。所以慧心的诗人宁愿花只半放,以蓄其开势,有道是:“山脚山腰尽白云,晴香蒸处画氤氲。天公领略诗人意,不遣花开到十分。”(元璟《马家山》)花取半放,诗亦取不尽,是其妙处。叶燮诗亦从九分著意,寓惜花之心情,是一首富于情韵之作。
“亚枝低拂碧窗纱,镂月烘霞日日加。”二句写作者窗外园中之梅,花开日盛。“亚枝低拂”句虽是写临窗梅树,没有清浅的溪水 ,却仍具有疏影横斜之意。诗人形容花色有明艳,常引云霞为喻,“镂月”偏重写花的质感轻盈匀薄,“烘霞”偏重写花的颜色艳丽鲜明。“日日加”则是从含蕊到吐放,渐渐盛开,不觉已“开到九分”。再下去便要开到全盛即“十分”。开到十分的花朵固然美丽无以复加,但诗人还是宁愿它保持九分的势头,接下去便写这种祝愿。
“祝汝一分留作伴”,这也就是“不遣花开到十分”的意思。留一分保持九分,就可以长久与人作伴了。至于留谁作伴,那是语有出典的。盖宋代处士林逋,杭州人,少孤,力学而刻意不仕,结庐西湖孤山。时人高其志识,赐谥和靖先生。逋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蓄鹤,泛舟湖中,客至则放鹤致之,因谓梅妻鹤子。“祝汝一分留作伴”便是就以梅为妻的林和靖作想,然而林和靖早已作古,故末句云:“可怜处士已无家”。处士既已无家,那么梅花还留一分何为呢?所以末句实际上又暗含对第三句的否定。其实花开花落,自有规律,“祝汝一分留作伴”只是主观上的美好想法。无论处士有家无家,梅花既开到九分,也就会开到十分,其花期已就过得差不多了。而诗中却从梅花的有伴无伴,处士的有家无家作想,写得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也就将诗人的惜花心情,于此曲曲传出,极富情致,几令人“不忍卒读”。所以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