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写离愁之浓，失眠之苦。“堆来”，极言愁多；“枕上”，透出思念中辗转反侧之态：“愁何状”？犹如“江海翻波浪”。这与李煜著名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几有相同意境。可见诗人的枕上深愁是何等不可遏抑！“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两句就写失眠的情态。从农历夏至以后，夜逐渐增长，到冬至达到最长。这两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先说夜长难明，然后就是披衣起坐，看天色，看星空。不管是白居易笔下的“耿耿星河”，还是毛泽东笔下的“数寒星”，因为涉及异地相思，所以暗含一层意思——失眠者在夜空中寻找两颗星，隔在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这是暗写。也有挑明的，如杜牧《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当不眠的人在夜空中寻找牛郎、织女星时，其“寂寞”无聊是可想而知的。
上阕从一“愁”字人手，极写思念之深；下阕以一“泪”字收笔，甚言思念之苦。写此词时，诗人还是个刚离开学校的二十八岁的青年，男女情长，是极自然的，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两句紧接长夜失眠，写黎明前痛苦的心情。如果把词中抒情主人公直接定位为毛泽东本人，“百念灰尽”的说法，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就算唐代李商隐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的名句为词人所本，对于像毛泽东那样意志坚强的人，一个以苍生为念的人，一个革命家，决不会爱情至上。他纵然会想念妻子，怎么会达到“百念灰尽”的程度呢？怀着“百念灰尽”的心情，又怎么去做明天的工作呢？然而，把抒情主人公掉个个儿，把这两句视为为杨开慧写心，“百念灰尽”的说法倒贴切得多。据茅盾回忆，毛泽东和杨开慧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性格反差很大，毛泽东待人接物谈笑风生，非常洒脱；杨开慧在一旁带着孩子十分沉静，有些内向。在毛泽东为革命东奔西走时，杨开慧独自支撑着一个家，有多么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百念灰尽”，应是出于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当杨开慧读到这两句的时候，一定会得到一种精神补偿，会为之深深地感动。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两句写侵晓时的清景和词中人悲极而泣。宋代梅尧臣写清晓的情景，有“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的名句。当鸡声叫起的时候，一钩残月淡出了西边的天空，感觉会更寒冷。词中人想克制自己的感情是不能够了。此处的泪，是“流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的泪，是王昌龄《从军行》所说的那种情况——“无那金闺万里愁”流下的泪。词人在此表达了对家中妻子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全词明快流畅，坦直朴素而富有情趣。“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的似水柔情，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男儿气概，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于一人的心胸。
此诗三章，首章感情浓烈，开篇两句写诗人为巫女优美奔放的舞姿而陶醉，情随舞起，两个“兮”字，看似寻常，实深具叹美之意，流露出诗人不能自禁的爱恋之情。而巫女径直欢舞，似乎没有察觉那位观赏者心中涌动的情愫，这使诗人惆怅地发出了“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的慨叹，同是两个“兮”字。又可品味出他单相思难成好事而徒唤奈何的幽怨之意。第二、三章全用白描手法，无一句情语，但所描绘的巫舞场景，仍处处可感受到诗人情之所系。在欢腾热闹的鼓声、缶声中，巫女不断地旋舞着，从宛丘山上坡顶舞到山下道口，从寒冬舞到炎夏；空间改变了，时间改变了，她的舞蹈却没有什么改变，仍是那么神采飞扬，仍是那么热烈奔放，仍是那么深具难以抑制的野性之美；而同时——尽管诗中未明言但读者仍能充分想像到——诗人也一直在用满含深情的目光看着她欢舞，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念叨：我多么爱你，你却不知道！他在对自己的爱情不可能成功有清醒认识的同时，仍然对她恋恋不舍，那份刻骨铭心的情感实在令人慨叹。
此诗在技法风格上颇有特色。全诗一开始就以“汤”字凸现出的舞之欢快，与“无望”二字凸现出的爱之悲怆，互相映射，互相震激，令人回肠荡气，销魂凝魂。第一章将主要内容概括已尽，是为“头”，是为“断”，而其语势有似弦乐奏出的慢板，是为“曼声”，是为“曲”；第二、三章以“宛丘”二字与上绾连，再加渲染、铺张，是为“脚”，是为“注”，而其语势有似铜管乐奏出的快板，是为“切响”，是为“直”。而人们读此诗时，虽然对诗人所流露的一腔痴情会有深切的感受，但更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恐怕还是那无休无止、洋溢着生命的飞扬跃动感的欢舞。舞者那股不加矫饰、热烈奔放的激情，令处于现代社会高度物质化的机械生活中的读者体会到一种真正的活力。故此诗特定的文化氛围使它有别于一般的《诗经》篇章而具有特殊的兴发感动力量。
诗一开篇，用对仗形式以自然现象兴起社会现象：“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作者虽是平平道来，不置褒贬，提出的问题却是引人深思。试想，人的仕进本该靠才德出众，这里却说要依托皇帝的幸臣——中人，岂非咄咄怪事！作者正是通过这有悖常理的现象，开揭露朝廷问题，使诗一开始就揭出主旨。
“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化用“众口铄金”的典故和曾参的故事。前者是说众人的话的话就连黄金也可以熔化，更不必说谗毁一个人了。后者见于《史记.甘茂传》，说鲁国有一个与孔子弟子曾参同姓名的人犯了罪，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她不相信。不久，又有一人来报告，她仍然不信，照样坐在那里织布。但等到第三个人来报告，她也慌了，投杼下机，逾墙逃跑了。坐在在这里是借古语和古事感讽现实，说明谗言可畏。
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接下来说“愦愦俗间，不辨伪真”，便不是泛泛地空发议论，而是对当时现实的针贬，是发自内心的呼喊。因此，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胸怀大志、欲有所为的作者，不甘心就此被小人的谗言所毁灭，他要向皇帝披露真心，陈述衷情。“愿欲披心自说陈”一句情词恳切，忠心可鉴.然而就连这样一点可怜的愿望，都成了难以实现的幻想，因为“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全诗就在这沉痛悲怆的慨叹之间，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尽的余味。
这首小诗以议论为主，却不令人乏味，除了因为作者不是苍白空洞的说理、字里行间包含着真情外，形式上也很有特色。例如字数参差错落，句式长短不齐，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兼用，或骈或散，富于变化，而又一韵到底，一气呵成。不仅避免了这类诗易于呆板的弊病，而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愤激不平的感情。
清人朱乾解此诗云：“《春秋》传：‘人之有墙，以蔽恶也’今以蔽明，喻君门九重，不得自由也。”所言极是。《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是时伪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师自卞太后群公皆惧。及帝还，皆私查颜色。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诗道出了“众口铄金”、谣言杀人的感慨。三至五句用典，言谗言可畏。末三句写诗人遭谗而不能辩白的无奈与愤懑。全诗将愤激难平而又无奈的情绪表现得极为真实。
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在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有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
作者富有情趣地紧扣“闻弹筝”这一词题，从多方面描写弹筝者的美丽与音乐的动人。词中将弹筝人置于雨后初晴、晚霞明丽的湖光山色中，使人物与景色相映成趣，音乐与山水相得益彰，在对人物的描写上，作者运用了比喻和衬托的手法。
开头三句写山色湖光，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画面。“一朵芙蕖”两句紧接其后，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收到了双关的艺术效果。从结构上看，这一表面写景，而实则转入对弹筝人的描写，真可说是天衣无缝。据《墨庄漫录》，弹筝人三十余岁，“风韵娴雅，绰有态度”，此处用“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的比喻写她，不仅准确，而且极有情趣。接着便从白鹭似也有意倾慕来烘托弹筝人的美丽。词中之双白鹭实是喻指二客呆视不动的情状。
下片则重点写音乐。从乐曲总的旋律来写，故曰“哀筝”，从乐曲传达的感情来写，故言“苦（甚、极的意思）含情”；谓“遣谁听”，是说乐曲哀伤，谁能忍听，是从听者的角度来写；此下再进一步渲染乐曲的哀伤，谓无知的大自然也为之感动：烟霭为之敛容，云彩为之收色；最后再总括一句，这哀伤的乐曲就好像是湘水女神奏瑟在倾诉自己的哀伤。湘灵，用娥皇、女英之典故。词写到这里，把乐曲的哀伤动人一步一步地推向最高峰，似乎这样哀怨动人的乐曲非人间所有，只能是出自像湘水女神那样的神灵之手。与此同时，“依约是湘灵”这总绾乐曲的一句，又隐喻弹筝人有如湘灵之美好。词的最后，承“依约”一句正待写人，却又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不仅没有正面去描写人物，反而写弹筝人已飘然远逝，只见青翠的山峰仍然静静地立在湖边，仿佛那哀怨的乐曲仍然荡漾在山间水际。“人不见，数峰青”两句，用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那样的自然、贴切而又不露痕迹。它不仅意象动人，而且在结构上还暗承“依约是湘灵”一句，把上下用典结合起来。“数峰青”又回应词的开头“凤凰山下雨初晴”描写的雨过山青的景象，真可谓言尽而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