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荷叶》为刘秉忠创制的始辞，借荷花意象的爱情内涵来叹咏情事之作，荷花之根名为藕与配偶的“偶”谐音。每到八月秋来，劳者采藕劳作于水塘之间，此时荷花已经凋谢，藕又无情的被人剥夺去，荷叶仿似无根的浮萍在江上孤寂凄凉，无依无靠。西风渐起，荷叶日益枯萎，其当有失偶之痛也。故以其比喻人有失偶之状，可悲可感。
刘秉忠的《干荷叶八首》完成了荷花意象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将枯荷意象引入词曲的审美框架中来，并开启了荷花意象由高雅向俚俗方向转变的一个先例，但后世文人并未继承这一意象。《干荷叶八首》中的爱情当是在荷花爱情意象升华后借助于李商隐的枯荷意象而架构起的更为富有悲剧感和震撼力的俚俗丑化的另类，更值得后人去玩味体会。
前二首曲子以干荷叶惨败凋零之景起兴，用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幅苍茫荒凉而富有禅意的秋江败荷图。诗人置身其中仿似又游离之外，将生命意识的大悲哀与大感慨同眼前的枯荷图景圆融起来，使人感到凄苦的同时却又没有一个可以放逐生命的形式来缓解心中无限的悲伤之感。
开头一首就曲调名立意遣词，写荷叶在深秋的风霜侵凌下翠减香消的形态和情态。开篇用洗练的笔墨勾勒出一幅色彩鲜明、富有动感的干荷图，摹写秋风中残荷的憔悴之状：既写其叶干，又写其柄老；既写其色苍，又写其香减。这里并非仅写残荷的色和味，一个“减”字、一个“添”字写出了荷叶由盛到衰的全过程。这样多方描画，层层涂饰，已经极穷形尽态之能事，而“都因”一句用再加重笔墨、翻进一层的写法，写夜来的一场浓霜使本来已由翠绿变为深青的荷叶，更由深青变为枯黄。最后一句则进而以我观物，赋情于景，把作者的自我感受融入笔下所描绘的物象之中，使本为无知无情的残荷也变得有知有情，为自己如此凄凉的晚景而感到孤寂落寞。这首小令锤字炼句，构思新颖，物我合一，情景交融，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
第二首作者用洗练的笔墨继续描写残荷叶枯柄折的情态，以残荷在风中摇摆不稳并承受不了露珠来说明其衰败的程度。这种从静到动的层层剖写，使残荷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并略带几分凄婉。
第三首曲子进一步描写残荷的衰败情态。同是写藕丝折断，前一首还是“藕丝无”，而这一首则是“万丝绝”，程度明显更深。干荷叶已经遮蔽不了鸳鸯与白鹭，可见其残破不堪的情状。
第四首写到残荷的最后结局，写它不耐风欺霜虐，终于枯死在秋波之中。这首曲子的前五句与第一首曲子相对照：出现在第一首中的残荷，虽然随风飘荡，因霜添黄，老柄尚且自摇而未倒，叶色只是苍中带黄；出现在这首曲子的残荷，则再难支撑于风霜之下，干叶已经暗淡无色，老柄终归枯折倾倒，不复挺立在水面上，而是沉浮于水波中了。至此，把残荷的悲惨命运写得淋漓尽致，已经写到了尽头；而曲思一转，在后两句里，以逆挽之笔追溯当日的繁华，从而把当前的情景反衬得倍加凄凉。
第五首曲子离开对荷叶本身的刻画，而把笔触跳向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写到南宋的建立及其终于覆亡，借景抒发对历史兴亡的慨叹。这首曲子提到杭州的三个景点，是有寓意的。山有南北二峰，宋有南北二宋，以南北二峰起兴，写南北二宋之事，巧妙自然，足见高明。同时借用烟霞洞的传说故事，把历史人物与烟霞古洞联系在一起，又有意识地把“惨淡”二字冠于“烟霞洞”前，对宋高宗等在杭州筑巢、惨淡经营的行为进行了嘲讽。吴山巍巍，酒旗临风，杭州都城依旧在，而两下江南的宋高宗赵构，却早已死去，南宋王朝也风雨飘摇，濒临灭亡。其所抒之情虽带有一些封建文人习气，但于感叹之中露出嘲讽的意味，耐人寻味。
第六首体现了文人花间醉酒这一行为由前代文人的闲雅之醉向金元文人颓放之醉的放逐式的走向。这是魏晋风流的一次回光返照，也是生命意识成为困扰文人的最重要矛盾的一个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
第七首充分体现了元曲的俚俗特征。“跟将你去，随将去。问你当家中有媳妇，问着不言语。”这几句倾诉男欢女爱，又不似大家闺秀那般光明正大，轻佻语言与下层身份特征明显。
最后一首以甚为生动的笔调描摹一女子的婀娜体态，风格艳冶俚俗，活脱脱一个低俗小调，男欢女爱直露于字里行间，不加丝毫的掩饰。查洪德认为此曲与秉忠的身份经历甚不相符。然秉忠一生大部分时间以禅僧的身份出现于世人面前，禅宗僧人有看艳诗以开悟修习之术。刘秉忠《藏春乐府》中亦有闺情之作，此曲当符合秉忠的身份经历。
《干荷叶八首》是一位参与缔造王朝、饱历世事沧桑而又曾皈依空门、深受佛家洗礼者对自然界和人世间的观照和感慨。其最大的特点是借鉴民间文化，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
一是方言俚语的频繁使用。邢台一带盛产荷花，民间小调《干荷叶》当由此而生。刘秉忠对这些“民谣俚歌”加以吸收改造，在语言上留下明显印痕。“夜来个”、“恁时节”、“锉”都是典型的邢台方言。
二是豪爽之情。《干荷叶·南高峰》在形式上类似其他几首，但在立意上却境界高远，绝不是凡夫俗子能够吟咏而出。此种悲情散曲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延续燕赵古风。
三是尽显低俗民风，难登大雅之堂。燕赵地区自古畅行“以倡优立身、追求放荡游冶生活”的民间风俗，《干荷叶》六、七、八首，这种倾向分明。
此词以简炼概括的语言，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思妇形象，抒写了闺中少妇思念远征丈夫的情思。词的上片起三句写了思妇的两组动作。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这样一个勤劳、贤慧的思妇的形象便惋然眼前了。可词人没有把笔触停留刻画思妇如何不惮辛苦、日夜劳作这一浅层，接下去两句即进而向着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写她一边捣衣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该词既有民歌情味，又以清婉见长，给人印象颇深。
上片起三句写了思妇的两组动作。“锦字”用典。《晋书·列女传》载前秦时，窦滔被流放到边疆地区，其妻苏蕙思念不已，遂织锦为回文旋图诗相寄赠。诗图共八百四十字，文辞凄惋，宛转循环皆可以读。“鸳机”是织机的美称。李商隐《即日》诗云：“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白天光线充足，故思妇忙着织锦，及至黄昏，不能作此细活了，乃收拾下机。然而夜晚自有月光可以利用，思妇还舍不得休息，于是又将大石板擦拭干净，连夜捣衣，准备捎给戍边的良人。只此“收锦”、“下机”、“拂砧”、“捣衣”一连串动作，便概括了思妇一天一夜的辛勤劳作，而这辛勤劳作，又无不是为了征夫，这样一个勤劳、贤慧的思妇的形象便惋然眼前了。
可词人没有把笔触停留刻画思妇如何不惮辛苦、日夜劳作这一浅层，接下去两句即进而向着思妇的精神世界作深入的开掘，写她一边捣衣一边忐忑不安地思忖着“马士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七字，是点睛之笔。此句中用了《左传·庄公八年》里的一个典故：是年齐襄公派将军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当时正值瓜熟，襄公便许诺明年瓜熟之时派人去替换他们。谁知一年期满，襄公却自食其言，不准他们回来。用此典说明这一类言而无信、随意延长戍卒役期的行径尚继续，故尔思妇还得日织锦字，夜捣寒衣，征夫仍须防秋于塞上，捱冬于边头。论其艺术手法上的高明之处，则前四句皆是直笔，至此收尾处使一折笔，便有含毫不尽之妙。
这是一首钱别词，全词明白如话而情意深切、凄恻。上片写她与丈夫诀别前饯行的依依难舍之情。下片写作者以死殉情的决心。最后唯一的心愿，是以杯酒浇在她的坟土上，意味着她仍然希望丈夫不要把她忘掉，九泉之下，也就足以自慰了。此词感情极真，艺术极美，辞语婉转厚重。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起笔三句，即说尽全部悲剧。这里的“多才”不仅指富于才华的人，它也是宋元俗语，男女用以称所爱的对方。这里是戴复古妻用以称其夫。父亲爱复古之才，以女儿嫁之。这在现代人看来已有荒谬意味，更离奇的是婚后女儿竟深深爱上了复古，这是幸事还是不幸？谁料到丈夫竟然已结过婚！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但事到如今，自己仍然爱你，只能自伤命薄，尽管千方百计要挽留你，却无法挽留下你。
“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作者说：在这诀别之际，展开花笺，又揉碎花笺，怎能忍心写下让人肝肠寸断的诀别辞句？揉碎二字，将女词人与丈夫诀别之际痛苦无奈的心情展现无遗。所揉碎者，非花笺，乃心也。
“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此四句写至眼前分手之情景。道旁杨柳依依，就像那惜别之情，依依不舍。此句用《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成句，亦是用乐景写哀。“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愁绪却比柳丝多上千万倍。此三句一气流贯，比兴高妙，委婉而深沉地表现了缱绻柔情与无限悲伤，确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句。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这几句是说：事至今日，从何说起？又有何可说？今生今世，夫妻缘分，从此结束。是父亲当初把我轻率地许配给你啊。这对于我，是可喜还是可哀之事？末句哀而不怨，甚可玩味。女词人对丈夫仍然是爱的。如果有怨，恐怕主要也不是怨丈夫之不诚，不是怨父亲之作主，而是自怨命薄，如起笔之所言。这正是性情柔厚的女词人当时应有之心态。实际上，事到如今，怨又有何用？
“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言简情长，说得十分深刻。意思是：当年你曾说，只要我喜欢，连天上的月亮你都能摘下来送给我，这可不是作梦时的梦话啊！可仅仅三年，誓言竟已成空。
紧接着，结曰：“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作者说：今日一别，便是永诀。只希望你若重来此地，如未忘情，请把一杯酒浇在我的坟土上。意谓：你若不忘记我，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瞑目了。结笔所提出的唯一要求，凝聚着女词人执着热烈的爱，高于生命的爱。情之所钟，可以震撼人心。
这首词写得哀惋动人。无情无义的丈夫，善良贤淑的妻子。她忠于爱情，死于坚贞。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