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
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这首曲开头三句写出一种旷远的境界,进入全曲主题。“拍阑干。雾花吹鬓海风寒。”作者站在多景楼上手扶着阑干,顿时诗兴大发。这两句直接切人了“登楼咏叹”的主题,且营造出一种悲凉的氛围,气势十分恢弘,开篇立意不凡,故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价乔吉称:“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号跨神鳌,噗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其言不谬。宋代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有言:“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乔吉此句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之中,“浮云”多指那些功名利禄、不足挂心的俗事。乔吉性格骄傲不逊,不肯入俗流,“浩歌惊得浮云散”便充分展现了其藐视现实、孤傲自诩的性格特点。从此处开始,作者的思绪便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也暗含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
接四句写作者对神仙般生活的无限向往。“细数青山,指蓬莱一望问。纱巾岸,鹤背骑来惯。”“细数青山”,暗用“买山”之典,本意指归隐,作者在这里则借纠表达超脱情怀。“一望问”谓作者之心境实与仙境一脉相通。求超脱是元代文人一种普遍的心境,乔吉《满庭芳·渔父词》有“回首是蓬莱”之句,乃是此心境更明确的表露,可作此句的注脚。而“鹤背骑来惯”则是诗人正以王乔自喻。一“惯”字,下得极洒脱,表现了超脱尘俗之念,遨游于无羁无绊的天地问乃是作者一贯追求的人生至境。表达作者对那种如同神仙般自由生活的钦羡。
末二句写作者感觉自己直上天坛,得道成仙。作者以“举头长啸,直上天坛”把这种仙境推向全曲的归结,收束了全篇。它与“浩歌惊得浮云散”在意脉上相呼应:摆脱了人间“寒”气,摆脱了“浮云”的缠绕,诗人的身心便似乎进了“天坛”。从“举头长啸”四字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作者心中无法释怀的愤懑之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想要摆脱世俗的烦心之事,到达自由之境。
全曲充满了一种与前代“登楼”之作所不同的意趣,正是这个总格调的典型体现。所以曲子深沉,但不悲切;慷慨,但不凄凉。从此曲的酣畅豪爽中,体验到一种渴望自由的生命之力。然而,乔吉的这种豪放之情,也让人感到一丝“雾花吹鬓海风寒”的冷气。
作品前二句叙事,在叙事中推出题旨,表明惜别之意。首句的“王孙”犹言公子,此处泛指参加宴会的人。“重离别”既是将行者之感,亦是送行者之情。并且“重离别”三字已暗点题中“送”字。次句从主人落笔,因重远别,故置酒饯行,点出题中“集”字。“峰之畿”点题中“何山”。“畿”,疆也,限也,此处指何山山麓。随后,诗人描绘了“峰之畿”的景色。
“逶迤”为伸展绵延之貌,写草由近而远,青翠无边;“参差”写薇高矮不齐之状。写薇亦是写草,草亦含薇。前者横向延伸,后者向高处生长,姿态各异。这些草与薇由山麓伸向涧中、川上,直与游子离去之路相接,似乎草亦含情。“逶迤”二句由山写到草而及于川;“轻云”二句则由山向上写到云。云与远处峰峦连缀在一起。“沐”是润湿之意,因是“细雨”,故称“沐”。且“细雨”又与“轻云”相合。
“檐端”二句写山间庐舍之景。这庐舍即置酒聚会之处。天色将晚,水禽息,野萤飞,写出环境清幽美好,令人流连忘返。“水禽”与前面“川上”相呼应;“野萤”也与“峰之畿”相印合。唯独在此环境中才有这禽与萤。且禽息而恋巢,萤飞犹绕窗,都表现出一种依恋之态。《古诗十九首》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写出马和鸟对家乡乃至与家乡有关物的依恋。此诗中的禽与萤既点缀出环境的清幽,同时也表达出重土慎迁之意。这几句写草、云、雨、禽、萤,其实也是写人。这里的一切都与人同其情愫,都隐约与人的重离别的心态相应。
末二句直接写刘余杭上路及作者的感受。“随绿波”指乘舟离去。一个“远”字,明写刘余杭舟行,暗写诗人久立岸边,目送征帆。“逐清风”则写出主人因刘余杭离去而产生的孤寂之感,这又与首句的“重离别”相呼应。全诗主旨在惜别,却不直接写离愁,而是在叙事、写景中浸透了“重离别”之意,使得作品的意境委婉深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