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敻九首《荷叶杯》,很像是写的一个女子的相思全过程。《栩庄漫记》评曰:“顾敻以艳词擅长,有浓有淡,均极形容之妙。其淋漓真率处,前无古人。如《荷叶杯》九首,已为后代曲中一半儿张本。”
这首词写女子的春情。首二句写柳绿花红,正是艳阳好天,女子在赏春。“陌上”二句写她看见了路上有个少年,很逗人爱,她仿佛嗅到了少年身上的香味。后用叠句,表现她的感情在激荡,春情欲狂。
这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诗前两句写他家的环境,洁净清幽,暗示主人生活情趣的高雅;后两句转到院外,写山水对湖阴先生的深情,暗用典故,把山水化成了具有生命感情的形象,山水主动与人相亲,正是表现人的高洁。全诗既赞美了主人朴实勤劳,又表达了诗人退休闲居的恬淡心境,从田园山水和与平民交往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
前两句是庭院之景,干净无苔是由于主人的“长扫”,“花木成畦”是由于主人的“自栽”,写景又写人。
后两句写自然环境之美,水“将绿绕”,山“送青来”,自然山水如此有情,也表现了主人爱好山水的情趣。描写景物亦以表现人,写景见人,人于景中,表现了客观景物的美,又写出了人的美,颇有一箭双雕的感觉。
其次运用映衬和拟人手法。如果说庭院的美是人工创造的美,那么环境的美是天然施设的美。两者互相映衬,组成了一幅内与外、人造与天然美结合的完美的境界。特别是后面一联,把山水拟人化,青山为主人送来秀丽的风光,居然闯门而入,把主人对自然景物的爱和自然景物对主人的爱融和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主人爱美的情趣,因而成了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
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
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郑庄公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在纷争多变的国际争斗中,郑庄公通谋略,精权变,善外交,将郑国经营的显赫一时。追求强势人生,郑庄公的一生无疑是强势的,因此他成了春秋霸主。同时他又是知礼的,因此他重用高渠弥,最终导致了郑国国势由盛转衰,令人唏嘘。不管如何,强势人生的观念值得推崇,活一天就要进取一天。
春秋时期,与郑国毗邻的地区有个中原之中的小国,叫做许国。许国是被周朝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属于五等诸侯男爵。相传许国与齐国共一个祖先,都是上古尧舜时期的四岳伯夷之后,许国的始祖为许文叔。
平王东迁,许国也是坚定的拥立者之一,因而东周初年,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然而,好景不长。自东周迁都以来,王室势颓,恃强凌弱,巧取豪夺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家常便饭,诸侯连周王室都不放在眼里,更遑论其座下的犬马小国。
由于许国地处中原要冲,四周虎狼环伺,豪强林立,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只好依附列强,夹缝求生,比如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但是即便如此,北方的郑国仍然对许国虎视眈眈。
郑国的国君名叫寤生,寤生又号郑庄公,郑庄公乃是著名的春秋一小霸。同时郑庄公也可谓春秋时期最老谋深算的野心家。东周初年,他便借周平王东迁之机,一度相继灭掉对他有恩的虢国和桧国,接下来郑国把自己的战略打击目标定为许国,弱小的许国,很快就沦落成为郑国欲与吞食的一块肥肉。
这篇古文记载的正是郑庄公攻克许都之后,对留守许地的臣子所作的两次训戒,这篇训戒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由这段戒饬之词实在是不难看出,郑庄公其人之精明能干,以及他为政的深谋远虑。
历史上历来对郑庄公的评价莫衷一是,不过后来的许多正人君子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无不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数的。而遵行礼制,不仅有利于治理国家,巩固社稷,更有利于子孙后代。许国不守法度就讨伐它,伏罪之后就饶恕它,度量自己的德行去处理问题,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为人处事,尽可能的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知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