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从气候的变化造成一种凄苦的氛围。“霜凋楚关木,始知杀气严。寥寥金天廓,婉婉绿红潜。”秋风飒飒,寒霜遍地,寥廓天宇,万物萧条,花木凋零,寒气逼人,营造出一幅么令人伤感怀人的情景。
诗人先从无生命的景物再写到有生命的胡燕,进一步造成感伤怀人的氛围。秋高气爽,春燕南归。一年一度来来去去的春燕,就要告别主人回南方去了。成双成对的春燕在檐前窃窃私语,它们飞来飞去,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原来的旧居,非常的留恋,但是它们更思念家乡,所以最后还是飞走了。这首诗写到这,将相思的情境描绘得突出而充分,把牵动相思的气氛造的浓浓的。
然后作者笔锋一转,由彼及此:“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春燕思家,南归去了;游子思乡,不得北返。胡燕春来秋去,尚急切欲归,游子离家已多年,还是归无时日。作者只好把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写成诗文,寄给远方的妻子,但谁知涕泪纵横,连书信的封口都无法封住。这里虽然略带夸张,但前后转得自然,情境与人的情感和谐一致,融为一体,给人艺术的真实感。另外以此结尾,给人留下言语表达不尽的情思、无法遏制的哀伤。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