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母爱是人类最伟大、最无私的情感，但古诗中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却不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孟郊的《游子吟》，说尽了天下父母爱子之心。蒋士铨这首《岁暮到家》则从另一个角度细腻地刻画了母亲的爱心，与孟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中着意表现的母子之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抽象的叙写上，而是借助衣物、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等使之具体化、形象化。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母亲对儿子的爱心没有止境，儿子及时归来使母亲惊喜万分，首联上句直写母亲的爱心，下句写久别的儿子岁暮之际回家团聚时母亲的喜悦心情，一个“喜”字，包含了母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和怜爱、思念和期望，是上句的最好注脚。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说御寒的冬衣缝得针脚细密，问候的家信墨痕尚新。这两句诗极力突出母亲对儿子的关怀和思念：细细缝好御寒的冬衣，时时捎去嘘寒问暖的家信。那一针一线，一字一句中蕴涵了多少慈母的爱心。一个“密”字，道出了母亲对儿子的怜爱；一个“新”字，道出了母亲心中的思念和关怀。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说一见面便心疼儿子的面容清瘦，叫着孩子问起一路上的艰辛。这里叙写母亲与儿子相见时的情景，进一步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怜爱：看到儿子面容清瘦，母亲心中十分怜惜，连忙把儿子叫到自己跟前，仔细询问一路上的风尘劳顿，问长问短，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一“怜”一“问”，慈爱之心，跃然纸上。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两句写儿子心中惭愧自己没有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不敢向母亲诉说那一路的风尘，这里通过直抒诗人的惭愧心情表达出母子之间的深情。在慈爱的母亲面前，诗人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和敬爱，另一方面也感到十分内疚，由于自己出门在外未能在母亲膝下承欢尽孝，深感未尽到人子的责任，从而辜负了母亲的拳拳之心。因此，不敢诉说自己旅途的艰辛。除了惭愧之外，此处也含有担心直言远行的劳顿，会使母亲更加心疼的含义，因此“不敢叹风尘”，自然也蕴涵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意味。
该诗是一首表现骨肉亲情的诗作。诗中通过描述久别回家的游子与母亲相见时的情景，颂扬了母爱的深厚和伟大。
此诗写一位尊贵的男子驾车驱驰在浚邑郊外的大道上，车马隆隆，旗帜飘扬。接下来是对旗帜和车马的特写：旄是“素丝纰之”，用素丝织的流苏镶在旗帜的边上，可见其色彩鲜明及飘扬姿态；马是“良马四之”，四匹高头大马驾车而行，十分气派，意气风发。
第二、三章意思相近，但比第一章旗帜越来越漂亮，距离浚邑越来越近，车马排场越来越盛。而离目的地越近，其情越怯。
此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但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毛诗说以“之”为“贤者乐告以善道”（《毛诗序》）的对象，朱熹以“之”为“答其礼意之勤”（《诗集传》）的对象。“之”指代的应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访贤说”，那“之”必然是指被访的贤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关于诗中是“四之”“五之”“六之”，《毛传》解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对此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
从诗艺上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严谨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如果按“访贤说”，那么此诗反映访贤大夫求贤若渴的心理可谓妙笔生花。
此诗是拟左延年之同名诗作，写秦氏女报仇杀仇家的侠肝义胆。左延年原诗风格朴质，形式自由，多五言，也夹杂着三言、四言、六言、七言句，富有汉代民歌的特色。李白的这首拟作把它改成了工整的五言诗，不仅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及其精华部分，字数也压缩了一多半，更显得诗意盎然，而且人物的刻画鲜明细致，形象突出，确是以古为新的佳作。
诗的开始两句简括地介绍主人公：“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它从左延年诗“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化来，首先指出秦氏女的住地，第二句“秀色如琼花”是左诗所没有的，他只说“秦氏有好女”比较笼统，此处增添了这一句，便突出了她如花似玉般的形象，“如琼花”的比喻启人联想，给人以娇美动人的实感，言外还暗示出这样“如琼花”的弱女子为报父仇白昼杀人真是出人意表。
接下去转入凝练简洁地复述故事：“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因为秦女休“杀仇家”的原因等等在左延年、傅玄的诗中介绍较详，此篇既是拟作就可以省略了。傅诗对她杀人报仇的原因表述得很清楚：“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仇人暴且强”明确说明：秦女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不畏强暴是勇敢的。她不是无谓的杀人，而是由于对方“强且暴”，枉法肆虐，加之“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在这种形势下，她只好挺身而出了。
五、六两句虚实结合，先刻画人物，然后以深挚赞叹的口吻把主人公“英声凌紫霞”的鲜明形象送到读者面前——“罗袖洒赤血”，平平五字，给人的印象极深。“罗袖”，点明妇女身份，一般来讲，她是与杀人溅血无缘的，可此时却出现了“洒赤血”的非常情况，则其人面对强暴，敢作敢为的“英气”就可以想见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叙述秦女报仇以后直上西山为关吏阻拦，她自言为“燕王妇”，而且表示甘愿领罪，就是被加以“诏狱囚”的罪名也是“不畏落爪牙”的。这些绘影绘声的描叙，既增强了诗的故事性而且可以进一步突现人物坚强英烈的性格。“婿为燕国王”左延年诗作“平生为燕王妇”，都是民歌常用的夸张写法，它联想了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自夸夫婿的一段，在平实的叙述中强化了戏剧性，使诗平添了起伏跌宕之姿。
以下四句交待秦女即将受刑，忽然传下赦书，绝处逢生，人心大快。左延年诗对此有细致的描写：“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这里写了她上刑场前身带刑具（“曳梏”即脚镣）凄苦情态，乃至两个刽子手手持“五尺刀”即将行刑，在“刀未下”的紧急时刻，忽然传来放赦时的打鼓声。两相比照，互相补充，可以使诗意更为明晰。
末二句用聂政姊来比秦女休，披露全诗主旨。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肯定歌颂主人公“万古共惊嗟”，表现了李白素重豪侠的英勇及妇女对理想追求的愿望，加之诗的前后呼应，叙事具体，气势充沛，一气贯注，虽是拟作，却足以见出作者独具的思想特色及艺术成就。